他山之石 | 直人思维

这一期的他山之石，小编们为大家翻译了莫妮卡·威蒂格的演讲《直人思维》。限于水平，错漏在所难免，请大家不吝指正。

在1978年举办于纽约的现代语言学会议上，当莫妮卡·威蒂格以一句惊世骇俗的“女同性恋者不是女人”结束了她的演讲《直人思维》时，与会者们因为震惊而陷入了沉默。即便时至今日，哪怕在性少数群体中，能接受这种激进观点的人也依旧很少。然而威蒂格的这一句宣言并非哗众取宠。她以独到的视角指出了一个为许多社会活动家们忽视的问题：根深蒂固的“直人思维”并没有消失，它在对性少数人群的意识形态压迫之中依旧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莫妮卡·威蒂格（Monique Wittig）出生于法国的阿尔萨斯，曾于索邦学院学习东方语言、文学、历史和哲学。她是一个活跃的社会活动家，积极地参与法国的妇女运动和同性恋解放运动。她的思想深受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影响；在女性主义和同性恋研究等等问题上，她的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而在立场上明显地靠近西蒙娜·德·波伏瓦（她的另一篇文章《女人并非天生》的标题即来自波伏瓦的《第二性》）。

这里要呈现给大家的，就是威蒂格的演讲《直人思维》。在这里，威蒂格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对弗洛伊德（以及接下来的拉康）精神分析学说的结构主义倾向进行了批判，认为精神分析所预设的一系列结构，实际上都只是特定的社会物质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特定的思维方式，而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们却将这种思维方式视为普适的。威蒂格认为，精神分析学说的这种倾向，代表着一种广泛存在的思维方式，她将这种思维方式称作“直人思维”。

当然，威蒂格并没有分析直人思维的物质起源，而是将关注点更多地放在意识形态批判上。她指出：这种直人思维一方面表现为父权思想，如女性相较于男性是第二性的；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异性恋话语的霸权，如认为社会存在的基础必定是异性恋性质的。于是，直人思维成了一种粉饰压迫的虚假意识形态。在这种思维方式之下，女人相较于男人是他者，同性恋人群相较于异性恋人群是他者，对他者的压迫以科学化的、合理的面貌出现；直人思维认为，这种压迫是亘古不变的真理，能够适用于一切历史时期。然而威蒂格认为这决不符合现实情况。她认为，女同性恋者的存在本身，即是对直人思维的巨大挑战。在直人思维之下，女性是依附于男性的第二性，而女同性恋者却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威蒂格说“女同性恋者不是女人”。

自然，一篇演讲不可能将这么大的问题完全说清，但是威蒂格提出的观点非常值得仔细研究。它对于同志运动中的人们展开传统价值观批判应当很有参考意义。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其实为同志运动提供了思想武器：没有哪种社会观念是亘古不变的，社会观念永远根植于社会存在的基础之上。自然，这里说的“社会观念”也包含着直人思维。这告诉我们：直人思维并非不可战胜，我们可以去动摇它、改变它。

好了，更多的话也不必多说，一起来感受激进思想的魅力吧。

近年来，在巴黎，语言作为一种现象，已经主导了现代理论系统与社会科学，并且已经进入了关于女同性恋和女性解放运动的政治讨论的中心。这是因为，这种语言现象与一个重要的政治领域有关，而在这个政治领域中，起作用的是权力，或者进一步说，是权力的网络，因为语言多样性不断地在社会现实中起作用。语言作为一种政治支柱的重要性，只是在近年来才被察觉到。但是，语言学迅速的发展、语言学校数量的增加，以及这些学科利用的元语言术语，都代表着政治支柱的重要性。语言科学已经入侵了其他科学，比如通过列维·施特劳斯影响人类学，通过拉康影响精神分析，以及所有从结构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学科。

早期的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几乎摆脱了语言学的主导，成为了对不同的符号系统的政治分析，以建立了符号系统间的联系——例如微不足道的中产阶级的迷思——以及在资本主义之中这一体系倾向于隐藏的阶级斗争。我们几乎是被拯救了，因为政治符号学是我们需要用来分析所谓意识形态的一种武器（一种方法）。然而奇迹并不长久。巴特并没有把外界的概念引入符号学——在这里指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而是立即宣称符号学仅仅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并且语言是它唯一的客体。

因此，整个世界只是一个巨大的登记簿，其上记载着多样的语言，例如潜意识的语言、时尚的语言、谈论将女性作为物品进行交换的语言，在这种语言中人类在字面意义上是用来交流的标志。这些语言，或者毋宁说这些话语，会互相适应，互相渗透贯通，互相支持，互相加强，互相产生并自动产生。语言学产生了符号学和结构语言学，结构语言学产生了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又产生了结构的潜意识。这些话语的全体将受压迫者置于一种迷惑性的静止状态，让他们看不见他们受压迫的物质原因，使他们陷入一种非历史的真空中。

这种话语产生了对于社会现实的科学化解读。在这种解读中，人类被认为是不变的东西，不被历史和阶级冲突影响，有着因为基因编码而完全相同的心理。这种同样不被历史和阶级冲突影响的心理，从二十世纪的开头起，便为专家们提供了理论武器：一种以很少的元素产生了巨大作用的符号语言。这些元素类似于基本的数字0-9，因为这种心理之下，无意识地产生的符号并不很多。由此，这些符号很容易通过治疗过程和理论化过程，来强加于集体和个人的潜意识上。我们被教育说， 无意识 用非常好的品味在隐喻中建造自己，例如，父亲之名【译注：拉康创造的心理学术语，描述父亲在符号秩序中所起的作用】，恋母情结，阉割，弑父，将女性作为物品交换，等等。但是，就算潜意识很容易控制，也并非任何人都能做到。就像神秘化的天启一样，心理过程中象征的幻影需要多样的翻译。只有专家才能完成对无意识的破译。只有精神分析师被允许（认可？）组织和翻译心理的表象，唯有如此，这里的象征才能显示其全部意义。同时，在象征语言极度匮乏又有重大缺陷时，语言或者用于翻译它的元语言在不断地发展，它们中的每一个都这样丰富、这样有表现力，以至于只有《圣经》上的神学注释能与之相提并论。

是谁给了精神分析师们这些知识？例如，对于拉康来说，他称之为“精神分析话语”或者“分析的体验”的东西，都“教给”了他以他已经知道的东西。这二者中的每一个，也都教给了他以另一者所教给他的。然而我们能说拉康通过“分析的体验”（某种实验）科学地发现了 无意识 的结构吗？我们真能问心无愧地忽视那些经受着精神分析的人的话语吗？在我看来，拉康无疑在 无意识 之中找到了他所说的结构，因为他已预先将那些结构置于那里了。那些尚未陷入精神分析权力建构的人们，可能会对精神分析话语展现出的（操控的）压迫感到难以名状的痛苦。在分析的体验之中，有着一个受压迫的人，即承受精神分析的对象；这个人对交流的需求被利用了，而且这个人除了说出她/他所应当的说的话（就如同女巫们在折磨之下只能说出审问者想要听到的话）之外，别无选择（如果她/他不想摧毁这容许她/他进行交流的隐形合约）。他们说，这种残酷的合约可以持续一生——这合约将一个人类束缚于一个压迫者，这个压迫者对其惨状负有直接责任，并迫使之向其呈供她/他的痛苦。这压迫者在经济上、政治上、意识形态上都在利用着她/他，其阐释将这种痛苦化归为寥寥数语。

然而，这种合约所隐含的对交流的需求，真的只能通过精神分析、通过治愈或者“试验”来满足吗？假若我们采信最近的那些女同性恋者、女性主义者和男同性恋者的证言，那么事情就根本不是刚才所说的那样。所有的那些证言，都强调这样一种政治的铁律：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和男同性恋根本不可能在异性恋社会中尝试与人沟通，除非他们是与一位精神分析师沟通。当事情的真相——这些人并非患有疾病或者等待治愈，这些人有敌人——得到了解之时，结果便是受压迫的人打破了前述的精神分析合约。这便是上述证言中出现的情形，它伴随着这样一种观念：精神分析合约并非是出于同意而签下的，而是一种被迫签下的合约。

那些压迫着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和男同性恋最甚的话语，是那些认定任何社会的基础都是异性恋性质的话语。这种话语议论着我们，并宣称说真相只存在于非政治的场域中，就好像这一历史时刻中所有重要的事都可以逃离政治，而且好像在与我们有关的东西之中，政治上不重要的也可以存在。这类异性恋话语以这样一种方式压迫着我们：它们禁止我们发声，除非我们按照它们的方式来发声。所有探讨这些东西的诉求，都立刻被视为是低级的而加以忽视。我们这种拒绝精神分析话语之普适化阐释的行为，让理论家们说我们忽视了符号的向度。这种话语否认了我们创造自己的范畴的一切可能。然而它们最暴戾的行为，还是那从不停止地压榨我们——这些身体上与精神上的奴隶——的暴行。

当我们使用“意识形态”这一以偏概全的术语，来区分统治群体的所有话语之时，我们便已经将这些话语降格到了非真实意识的领域之中了；我们会忘记它们直接施与受压迫者的物质上的（身体上的）暴力，这种暴力是由抽象的和“科学的”话语，以及大众媒体话语所产生的。我坚持要指出这种对个体以话语进行的物质上的压迫；我将要通过色情产品的例子来强调这一压迫所直接导致的影响。

色情图片、电影、杂志摄影、以及城市墙壁上的公众海报，都构成了一种话语，这一话语以其符号覆盖了我们的世界。它传达这样一种意思：女性是受统治的。符号学家们可以理解这一话语的体系，并描述其立场。符号学家从这一话语中读出的，是这样一种符号：它们的功能并非是用以昭示什么东西；除却作为某一体系或立场的元素之外，它们也并没有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但对我们来说，这一话语并不像对符号学家们那样，与现实处于分离。这一话语不仅同我们受到压迫这一社会现实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而且本身也是压迫的一个方面，因为它对我们使用了一种权力。色情作品的话语是在我们身上实践暴力的一种手段：它嘲讽并亵渎我们，它是施与我们的“人性”的一种罪恶。作为一种嘲讽的手段，它还有另一个功能，即作为一种警告。它命令我们恪守本分，并提醒那些跳出了社会身份窠臼的人守规矩；它引起了恐惧。当我们对色情作品发表反对意见时，前述的符号学专家们便批评我们混淆了这种话语与现实。他们却没有看到，这一话语对我们来说就是现实，是我们遭受压迫这一事实的一部分。他们相信，我们在分析的层面上就错了。

我选择了色情产品作为例子，因为它的话语同我们遭受的暴力最为相似，也最有说服力。科学和理论的力量物质地作用于我们的身体和思维，这没什么抽象的，就算产生它的话语是抽象的。它本身的表达方式即是统治的一种形式。然而我同时也会说，它是压迫的一种实践。所有受压迫者都应知晓这种力量，并且必须与之斗争。它这样告诉我们：你没有说话的权力，因为你的话语并不科学也并不理论化；你在分析的层面上就错了；你混淆了话语与现实；你的话语是幼稚的；你误解了这种或那种科学。

如果说现代理论体系和社会科学的话语，都在对我们使用某种权力，那是因为它涉及到与我们紧密相关的观念。在这一历史时期，尽管女同性恋、女性主义和男同性恋解放运动的产物已经威胁到了社会科学话语的哲学和政治范畴，那些范畴却还是未经现代科学检验就被加以使用了。它们的功能，就如同一种基本观念，是作为纲领与理论同现代理念的综合体之基础而出现的；我称这一观念为直人思维（参见列维·斯特劳斯： The Savage Mind, 《野性的思维》）。它们考虑“女人”、“男人”、“性”、“差异”，以及其它所有带着这一标记的观念，包括“历史”、“文化”和“现实”。尽管近年来，人们接受了“并没有自然的事物，一切都是文化塑造”这一观念，这种文化之中却还保留着一个抗拒检视的内核，即一种关系，这一关系在进行分析时被从社会因素中排除了——这种关系的特征，是文化与自然之中的不可改变性，而且是一种异性恋性质的关系。我将这种关系称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强制性社会关系（这里我参考了Ti-Grace Atkinson就作为一种建构的两性交合的分析）。由于将知识的不可改变性视作一种显见的原理，以及任何一种科学的预设前提，直人思维便生发出了一种对历史、社会现实、文化、语言和其它一切主观现象的普适化阐释。我在这里只能强调一种压迫特性，它是包含着直人思维的：这一特性将其观念产物普适化为一种一般法则，它宣称此一般法则对一切社会、一切时期、一切个体都适用。于是，人们可以谈论“将女人作为物品交换”、“两性的差异”、“符号秩序”、“ 无意识 ”、“欲望”、“享乐”（Jouissance）、“文化”和“历史”，并赋予这些仅仅建立在异性恋性质之上的范畴——或者说生产出了性别差异的政治与哲学教条——以绝对的意义。

这种朝向普适性的趋势导致直人思维不能产生这样的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异性恋并不能掌控所有的人类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产生的概念和所有脱离意识层面的过程。而历史地来说，这些无意识的过程，对于我们在专家的手段下认识自身是越来越重要的。于是表达这些无意识过程的修辞（其影响力在我看来不可低估），便将其自身封装在虚构之中，诉诸于谜团，通过隐喻推进，发挥着诗意化“非直即弯”的必然特性的作用。

在这种思维下，要去否认交媾的义务，要去抵制由这些义务所产生的、对于社会组成不可或缺的机构，简直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因为这么做就意味着拒绝了构建替代这种机构的另一机构的可能性，意味着否认“象征性的秩序”；这让意义的构建不再可能，而失去构建意义的能力，便将使得社会的内部联系无法保持。所以，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不能被思考或者提起，即使它们始终存在于现实中。因此，直人思维一再宣称，乱伦而非同性恋才是它所明确反对的事。也因此，同性恋在直人思维中被作为异性恋看待。

是的，直人社会在任何层面上都必须建立在他者/异类的存在之上。无论在经济层面、象征层面还是语言层面、政治层面上，它都没办法脱离这一概念而存在。异类社会存在的必然性，是整个科学与纪律集合体——直人社会赖以存在的本体。但如果异类社会不是一个被统治的社会，它还能是什么社会？这个异性恋社会不但是一个压迫着所有同性恋的社会，而且还是一个压迫所有异类的社会。它压迫着所有的女人和大部分的男人，它压迫着所有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构建“异类”，并且控制他们，是权力的行为，因为它本质上来说规范性的行为。每个人都想证明别人才是异类，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成功。只有处于统治地位的人才能做到。

举个例子：性别差异将女性变成了异类。而男人、白人、统治者并非异类，黑人、仆人则成为异类。这种性别上差异的本体特性影响了同一集合体内的所有概念。但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本来并没有什么“成为男人”或“成为女人”的概念。男人和女人是政治概念上的对立面，而交媾行为在联结这两个概念的同时，也消灭了两个概念。男女间的阶级斗争会废除“男人”与“女人”的概念。男女间的差异不是本质上的，它不过是统治者所编造的统治的历史背景，它的作用是掩饰包括意识形态冲突在内的各个层面的冲突。

换而言之，对我们来说，不应该再存在男人与女人的概念，它们作为思维或语言上的分类和阶级，必须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消失。如果作为同性恋的我们还在用男人与女人的概念，并把自己认同为男人或女人，我们就还在帮助维持着异性恋话语。我确信一次经济和政治转型不会弱化男人与女人的分类。我们能做到放弃“奴隶”这一概念吗？我们能做到放弃“黑人”的概念吗？那么，“女人”这一概念怎么会有所不同？我们会停止书写“白人”、“主人”、“男人”这些词汇吗？经济关系的转变不足以实现这样的结果。我们必须进行一项对关键观念的政治改革，即那些对我们而言是策略性的观念的改革。因为存在另一重的物质秩序，即语言的秩序，而语言是通过这些策略性观念从内部发挥作用的。这同时又与政治紧密相关；在政治领域中，与语言、知识、思维有关的一切，都涉及作为主体的个人，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我们不能将这样的主体性和关系保留在直人思维的权力和统治中。

在所有直人思维的产物中，我尤其质疑“无意识结构”模型。原因在于：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中，特定社会团体的统治地位，对于被统治者来说，已经不在具有任何逻辑的必要性，因为被统治者开始反抗，开始质疑导致统治关系的那些差异。列维·斯特劳斯、拉康以及他们的门徒，便开始呼吁这种必要性，声称它们的存在高于意识的控制，也因此不再属于个体责任的范围。

他们声称无意识过程，例如将女性作为物品交换，是所有社会的必需条件。根据他们的说法，是 无意识 告诉我们什么是权威，而意义、语言、社会所赖以存在的象征性秩序也依赖 无意识 过程而产生。但是女性被拿来交换，除了意味着她们被统治着，还能意味着什么呢？毫无疑问，所谓的“ 无意识 ”，其实只有一种，而它就是异性恋话语。这种“ 无意识 ”实际上极其“有意识”地照顾着统治者的利益。除此以外，统治关系也被否认；不存在对女人的奴役，只存在着男人与女人间的差异。而对于这样的说法，我引用一个罗马尼亚农民在1848年一次公开集会上的话来回应：“为什么那些大佬们说这不是奴役？我们都知道那就是奴役，那是我们都经受过的痛苦。”是的，我们都知道，而且对它的认知不可能从我们身上剥离。

正是在这种认知下，我们必须对“不言自明”的异性恋话语追本溯源，并且（借用罗兰巴斯早年的诗句）我们绝不能忍受“自然和历史在任何一处转折存在疑点”。我们必须直率清晰地指出，弗洛伊德后的精神分析学家，尤其是拉康，已经生硬地将他们的观念变成了神话——差异，欲望，父亲之名，等等。他们甚至将神话进一步“神话化”，以便于将历史上被统治者（尤其是两百年前开始反抗的女性）突然出现的个人维度归结于异性恋话语。这一步完成得十分系统，整个理论内部自洽，不同的异性恋神话之间可以轻易的互相引用、关联，如同一个确定的价值，就可以用于人类学，也可以用于心理学和其他所有社会科学。

然而，异性恋神话不过是一个用修辞搭建起来的符号系统，因此可以从政治学上的压迫来研究它；“我们本就知道它是镣铐”正是把穿越历史的观念变成永恒固定的表述的内在动力。这一事业本来是一种政治符号学，然而通过“我们都经历过的痛苦”，我们也在语言、行动的层面上践行这一事业，而这才是真正发生改变、创造历史的东西。

同时，这样的体系——看起来如此之普适永恒，以至于规律都可以提取出来装进计算机里——在这些体系中，由于我们的行动和呼喊，改变正在发生。这个向度的历史属于我们，因为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注定要如此；也正因此，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说，让我们砸烂那“异性契约”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女同性恋者一直在说的，若不是通过理论研究——至少通过社会实践——我们几乎难以想象她们可能对直人文化产生影响。人类学家可能会说，我们还得等上五十年。好吧，如果想让直人思维同化所有社会的功能，并让它们僵化的思想浮上台面，那就等那么久吧。然而此时，直人思维正在瓦解。什么是女人？一种对反抗的痛苦的、泛化的象征而已。坦白地说，换个视角来看，这是女同性恋们根本不存在的问题。甚至于说女同性恋们与“女人”有关，她们和“女人”生活，和“女人”做爱这样的表述都是错的，因为，“女人”只在异性恋的思维和经济体系下才有意义。女同性恋者不是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