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篇文章引起了一些讨论：《同性恋运动为什么是反智运动》（以下简称《同》，发表于3月26日，作者知乎用户名：迟飞。文章现已被作者删除，想观看评论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链接）。
作者在更新过的版本中总结了文章的核心观点：
拒绝生育等同偷窃社会成果。抛弃生育的社会责任即为反智。
作者宣称是通过对“同性恋运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才得到的这些结论。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是马克思主义分析该得到的结论吗？
应该把问题问得更严谨一点：马克思主义对待性少数群体及其解放运动是什么态度？
在真正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得明确一件事：马克思主义并不完全等于马克思或恩格斯说过的话。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结论导向的历史决定论，而是一种分析问题的范式。它的要点，在于质疑“永恒”的社会结构，探究表观的社会结构之下隐藏的生产实践活动的推动作用，并借此来批判地改造现实社会。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某些著作中违反了这个分析准则，那么他们的这些著作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同》一文在开头宣称：
马克思是反对同性恋的，不过我不引他的文章，免得各位说我是在引用过时的“神谕”。讲道理不需要引用任何人的语录。
应当对此提出质疑。第一，从现有的文献来看，马克思本人根本没有就性少数群体发表过任何看法，表达出强烈反同情绪的是恩格斯（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共中央编译局1963年版第32卷307页，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第二，如前所述，马克思或恩格斯本人的看法是否能算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结论，要看这些看法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分析范式。恩格斯（以及他的绝大部分同代人）的厌恶来自于他的这样一种认知：同性性行为是“极端反自然”的。然而，对“自然”和“正常”的界定却必然要由一定的人作出，因而必定受界定者的意识形态影响；但意识形态是受到生产实践活动的推动而不断变动的——例如，法西斯主义者会将演化论表述为“弱肉强食”。用“反自然”来批评某种行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
回到正题。马克思主义界定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关系只能在实践中不断生成。不存在超越此之外的“本质”。据此，男/女二元对立的划分和异性恋霸权的存在，也都是非本质的历史现象，它们依赖于一定的物质基础（社会生产力基础）。如果采纳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范式，就会发现同性恋身份、乃至更多的性少数身份的起源，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使得自由恋爱得以普及[1] 。马克思主义对专偶制婚姻的分析指出了这种婚姻制度的历史性，即它是私有财产制度的最小单位，和保证私有制社会的结构能够进行再生产的最小单位。它同样指出了，自由恋爱同专偶制婚姻的捆绑是非常晚近的现象，它必定基于资本主义制度对封建的/宗族的/小生产者式的人身依附关系的消解。而同性恋及至更多的性少数身份认同如双性恋、泛性恋等等都是伴随着自由恋爱的普及才产生的：由于从封建的/宗族的/小生产者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脱了出来，那些因为种种原因而更加偏好同性间亲密关系[2]的人们便有了自主决定亲密关系（自由恋爱）的可能，是他们就此形成了名为“同性恋”的圈子（注意，同性性行为自古有之且并不罕见，但那跟今天所说的“同性恋身份”完全不同！）。更多的性少数身份也是伴随着生产力发展对旧规定的消解才产生的。因此，性少数身份的产生是旧式人身依附关系消解的结果。
[1] 见往期推送他山之石|资本主义与同性恋身份；性少数群体九问（上）：生理 vs 社会性别、流动的性别性向、性少数；性少数群体九问（中）：同性恋 vs 同性性行为、天生 vs 后天、性少数身份；性少数群体九问（下）：歧视的根源、不正常与不道德、性解放。 [2] 这涉及到另一个基本问题：性偏好是怎么决定的？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本文中不便展开，只能提纲挈领地给出结论：先天因素与后天因素通过极为复杂的方式交织在一起，而决定性偏好。特定组织细胞的基因表达会被后天环境影响；正是因为这样，才会产生多样性。将同性情欲片面地归结为先天原因或文化原因都不妥当。由此推广开来，有多少我们以为“自然”“先天”的东西实际上有社会文化建构的因素？（可参考米歇尔·福柯的一系列经典论著，以及唐娜·哈拉维从这个角度对现代医学进行批判的论著）
当然可以将此称为情欲的解放，但这种解放并不彻底。仅有自由恋爱不能触动问题的根基。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会采用社会化的方式来保证人类的繁衍和教育，于是都将这个责任推给了家庭，包括生育、抚养、教育（学校当然执行教育职能，但是但凡上过学的人都能感觉到：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塑造作用决不是学校教育可以抵消的），因为社会化的抚养没有短期利益可图。即便政府愿意为生育者派发津贴，在大部分情况下，这种津贴也远不足以补偿生育者的付出。如此一来，需要生养才能保证劳动力供给，但社会不承担养育的职能；既然接纳了这个制度，那么人们就要么不得不选择走入婚姻、繁衍后代，并承担繁重的养育责任；要么选择不生育，而接受社会的指责。特别地，“女性=具有女性外生殖器的人=具有生育能力的人”的本质主义界定必须被强化，才能迫使女性走入婚姻。对性少数群体的歧视，就根植于于这种本质主义界定之上。这种意识形态根据生殖器的形态来划分人的职能（而这正是利用女性生育能力完成再生产的关键），从而迫使一定的人执行一定的表演仪式，来完成那名为“性别”的社会身份建构，最终都要指向婚姻与繁衍；突破表演仪式的行为不利于维护体系的稳定，所以很容易被污名化。
《同》一文信誓旦旦地宣称，同性恋解放运动将导致生育率下降，长此以往将会出现严重的劳动力供给危机。然而，这种归因却是倒果为因。这种逻辑以为，“自由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泛滥就足以解释生育率的下降——然而这不过是某些假共产党一贯的宣传伎俩，仿佛问题全然在于某种舶来的意识形态，而不在于官僚资本主义自身。生育率的下降不是性少数群体解放运动乃至性解放运动的责任，它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对生育和抚养的补偿已远远不足以补贴生育者的付出。用更笼统的话来概括，它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一种体现。这恰恰体现了这种经济制度的难以为继：为了追逐短期利益，这制度迫使大部分人不得不在“被婚姻家庭绑架”或“不生育”两者中作出艰难的抉择，而社会化养育职能的缺失，又导致大部分新出生的孩子无法得到良好的教育，加重本已十分严重的阶级固化现象；长此以往，这将使得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严重下降。至于《同》文中提出的什么“共产主义者要捍卫伦理”，则根本是无稽之谈。这个伦理体系最终服务于哪种制度、哪个阶级？如果不搞清楚，那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捍卫这名为道德实为压迫的伦理？
让我们略微梳理一下某些衍生理论。从激进女性主义和酷儿理论的历史源流来看，它们都跟马克思主义有脱不开的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激进女性主义/酷儿理论这样的线索来梳理思想历程似乎能比较容易地看清楚它们之间的联系。就后现代女性主义/酷儿理论本身而言，几位著名的先驱如莫妮卡·威蒂格（Monique Wittig，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女同性恋活动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酷儿理论的奠基人）、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家，“赛博格之母”）都有马克思主义的背景。威蒂格对结构主义提出了非常强烈的批判，她指出所有的心理结构都是历史建构的结果，只能依附于一定的政治经济关系而存在。她的名言是“女同性恋者不是女人”，因为女人这个词只有在支撑男-女二元划分的政治经济条件下才有意义。巴特勒以“操演”（performativity）理论最为出名（但她自己也专门写过论战文章，讨论文化问题背后的政治经济学；她具体所指的是性少数群体的歧视来自于专偶制家庭，这一确保当下资本主义体制进行再生产的基本单位），这个理论跟路易·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Etat，这常常被称作“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借用拉康式的精神分析来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理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个框架之下，主体是通过一系列的表演仪式（或者用更加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术语，实践活动）而不断地生成的，性别主体是其特例。因此才会有“性别与性取向都是流动的”这样的说法。这种理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一种现代阐释。而哈拉维那极富科幻感的理论是特别值得重视的，因为她的《赛博格宣言》的基本思想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命题的现代化发挥，即技术的发展终将重塑人的生理本质：如果人类的有机体和机械之间的界限已经不存在，那么划分男女还有意义吗？这不正好说明，男/女划分和性取向划分都可以视为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之上的历史现象吗？
但仅有性别视角是不够的。男女二元划分这种意识形态之所以能产生，其本质原因还是在于在于现有的科技和生产力还不足以真正消解男女之间的二元对立，即难以借助阴道性交之外的方式来实现人类的繁衍。从这个角度来说，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分析得不够彻底，波伏娃的批判并非没有道理。不过这怪不得生长在十九世纪的恩格斯，这是历史的局限性。然而，技术发展必将消解这一壁垒。对于充满改造人（赛博格，Cyborg）和能够实现人类的繁衍不依赖配子结合的社会而言，谈论男-女的性别划分没有意义。但仅仅有技术是不够的。马克思自己就说：“死去的先辈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现实”（《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如果不能打破现有的社会关系而做到社会化的养育，那么技术甚至可能反过来加强性别本质主义。例如，选择代孕的资产阶级女性的确摆脱了性别框架的束缚，但在代孕母亲身上，“女性特质”却被强化了。阶级再生产了性别。这个过程开始于“劳动妇女”同“资产阶级妇女”区分开来的那一刻，生产力越发展，二者的鸿沟就越大。所以，必须要有完全颠覆性的制度，必须要彻底推翻男-女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技术对性别主体的消解才是真正可能的，情欲自主也才是真正可能的。借用齐泽克（列宁？）的一句话，社会主义=自由使用互联网+人类繁衍社会化+苏维埃政权。要害不在于解放运动是不是冲击了伦理，而在于能不能找到一种更加进步的社会制度。
最后，让我们回顾一些常常被忽视的历史。在现实的同性恋解放运动中，马克思主义是以一条暗线存在着的。十月革命的头几年出台的新法律废除了鸡奸罪，甚至允许个人随意登记自己的性别（所以苏俄是近代以来第一个将同性性行为去罪化的政权！）。这些进步政策被取缔是30年代以后的事，取缔是布尔什维克党变质的结果。美国的同性恋解放运动之上升为政治议题（而不仅仅是“同性爱”“和睦相处”），要归功于几位共产党员创建的马太辛社团（The Mattachine）。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产生了政治影响力的同性恋解放运动社团。这个社团的早期活动借用了共产主义运动中习得的经验，援引左翼的社会分析，将性身份认同上升为政治议题，主张政府不介入私人领域，反对麦卡锡主义的钓鱼执法，并主张将同性恋友好教育引进学校[3]。它首度以战斗性的姿态提出了同性恋解放议题，为解放运动打响了第一枪。社团后来的消亡也正是因为麦卡锡主义对共产主义和同性恋群体的双重打压。在民权运动中，许多激进的同性恋解放运动活动家都或多或少吸收了一点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并以此来激烈地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捆绑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异性恋专偶制婚姻制度[4]。同性恋解放运动与激进思潮的正式分流基本出现在八十年代以后，那个时候资本主义世界才开始真正接纳性少数人群，将他们成功收编。西方的各个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团体基本上是在同一时期开始接纳并声援同性恋解放运动的。
[3] 见往期推送他山之石 | 同性恋与共产党。 [4] 见往期推送他山之石 | 同志宣言（上） 。
通过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最早的同性恋解放运动对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赖以生存的专偶制家庭制度产生了非常剧烈的冲击；当时的运动参与者全然不是《同》一文所说的有钱有闲的资产阶级；恰恰相反，他们都是被社会所厌弃的底层人，他们身上承受着经济和性别/性向身份的双重压迫。《同》一文宣称“同性恋都是资产阶级搞的”。且不论这种说法的不严谨（把作为身份的“同性恋”同“发生同性性行为”混淆），这种论调本身也完全无视了真实的历史。经历过大风大浪之后，性少数群体的解放运动确实被资本主义收编了，相当多的性少数群体迈入了剥削阶级的行列。这倒是可以归纳为“自由派”意识形态崛起。然而这种收编不过是暂时的表象。西方国家的同性婚姻法案大都是在争议中勉强通过的；官僚资本主义的中国则根本没有这种法案。在生育率下降的问题面前，这种资产阶级左翼意识形态的脆弱展露无遗，右翼的崛起正是其体现。被收编之后的某些性少数成为了剥削者，或许这是《同》一文唯一搞对了的一件事。然而这却恰恰是解放运动向传统的伦理道德乃至整个旧制度妥协的结果。
总结起来，对待女权和性少数群体解放运动的态度，是试探真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标志。持反对态度而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的，或者是分析能力不精，或者是心怀叵测（或两者兼有）。马克思主义为被压迫者说话，但却又不简单停留在“说话”上。它要剖析压迫的原因，并且改造这种现实。被压迫者能否赢得整个世界？谁也没法断言。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在斗争中，他们将失去的只是锁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