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为了照顾那些不愿被称作妇女和不愿称他人为妇女的人们的小情绪，这个节日改名换姓、改头换面，摇身一变成了“女生节”，“女神节”，“女王节”，为女人们带来欢乐和礼物，商场网店财源广进，一派热闹景象，着实可喜可贺。但也有一些不那么值得高兴和庆贺的事情发生，有严峻的问题需要我们思考。
首先，需要来谈谈为什么设置“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劳动妇女”本是个光荣的称号。设立妇女节，为的是纪念上世纪如火如荼的国际劳动妇女解放运动。在一场场社会主义妇女运动中，女人们走上街头，为姐妹同胞争取投票权，反对高物价，反对战争，反对日益恶劣的生存环境和旧专制制度。这些故事里，有一串女性共产主义革命家的名字：波兰的罗莎•卢森堡、德国的克拉拉•蔡特金、俄国的亚历山德拉•柯伦泰和伊涅萨•阿尔曼德，中国的向警予和蔡畅……而她们代表的是千万个在政治上觉醒而行动起来、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女性劳动者。事实上，1917年俄国革命的序幕，正是1917年3月的彼得堡女工罢工。她们喊出的口号，就是著名的“面包、和平与自由”。
1922年，国际劳动妇女节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节日正式设立；同年，中国共产党开始庆祝妇女节。1977年，联合国设立了以“妇女权利和世界和平”为口号的国际妇女节。联合国的倡议使妇女节“国际化”，也淡化了它的共产主义底色。但是，妇女节始终是也应该是一个有着强烈政治诉求的节日——
无产阶级妇女必须极其坚决地参加推翻资本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斗争。必须保证全体妇女享有充分的社会权利，使她们既能在教育和职业活动方面，又能在母性方面发展自由的人类个性，从而使她们与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无产阶级应当团结一致和坚强有力，以便在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革命斗争中，以及在以革命方式进行新制度的建设中，为达到上述目的创造先决的社会条件。
——1920年7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提纲草案》
……他（国际妇女节）的目标在于反抗一切压迫和剥削；反抗资本制度的统治，而力争解放无权利受压迫之妇女，尤其是无权利最受压迫的劳动妇女——女工和农妇。
——1925年3月8日《妇女周报》
九十多年过去了，共和国新一代的妇女们发现，尽管比起百年前的先辈们，她们的权益增进了，地位提高了，但是她们应得的东西还没有全数兑现，还有着大的小的、明显的隐藏的压迫和歧视潜藏在市场经济改革后的新社会里，她们已得的权利甚至面临着被收回的危险。“劳动妇女”变成了贬义词，就是一个最明显不过的症候。
尽管共和国已经用更进步的经济制度取代了小农经济，但是小农经济时代的小生产者意识形态却巧妙地潜藏到新社会的阴影里，继续发挥余热。在小生产者意识形态下，社会劳动力再生产的需求为所有人赋予了繁衍、养育后代的义务。在人们的话语中，这个义务的名字叫“传统宗族家庭文化”；在实际操作中，它要求所有人都必须加入婚姻，组成异性恋专偶制家庭，并甶家庭承担生育抚养孩子的几乎全部责任。在家庭内的进一步分工，则要求妇女不仅承担妊娠分娩的劳动——是的，这也是一种劳动！——还要承担绝大部分家务和养育工作。前者是因为男女的生理不同限制，而后者则是纯由文化使然——也就是说，随着社会变迁，这个分工的格局也会变化，而不由所谓“母职天性”做永恒的规定。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应该给出的基本结论。旧式父权家庭制度阻挠妇女参与社会化劳动，使得妇女在经济上极难独立，妇女不仅人身附属于其父兄，在家庭中处于次要地位，其权利难以得到保证。妇女遭受此制度压迫的血泪和苦难，无须多赘言。
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劳动生产过程日益社会化，妇女因此有了走出家门、走进社会的机会。战后妇女运动的高涨，正是后方劳动妇女比例增加的成果。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制度使得妇女有了独立的契机；但是在“工业的”“资本的”新社会，妇女的独立和自甶仍旧是有限的，因为她们依旧承担着生养后代的义务。
共和国在工业化建设的初期，喊出过许多激动人心的口号，宣扬“妇女能顶半边天”，妇女们像她们的父兄和丈夫一样，在生产线前挥洒汗水，建设国家。但是彼时百废待兴，弱小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能接过妇女的重担，养育社会化一直没有得到落实。妇女从生产线回到家里，仍然面对生养的工作。共和国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进程虽然解决了妇女们的很多旧问题，但由落后导致的重积累轻消费、重奉献轻分配的生产分配制度和阴魂不散的小生产者意识形态纠缠在一起，又造就了妇女们的很多新问题。那的确是一个“奉献的时代”，但是一个轻描淡写的“奉献”，就能化解生产力落后、特权集团生长、社会生活被压制的矛盾，就能让我们大言不惭地说“妇女已经解放了”吗？
在市场经济改革开始后，逐步壮大的国家资本主义对小生产者的剥削不仅体现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还体现在社会把生育和养老的责任全部推卸给家庭。政府大发慈悲下赐的少得可怜的津贴，根本不足以补偿家庭的巨大付出。对于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来说，相比有着强大“传统文化”支撑的异性恋专偶制家庭制度，社会养育养老的高福利制度没有短期利润可图，它不可能在这上面增加投入。至于同性伴侣缔结的社会契约，则更被视为大逆不道。所谓“天价彩礼”、“有房有车才敢结婚”等新世纪的怪异现象，不是随手扣一个“拜金主义”的黑锅给女性和她们的娘家就能说清的，它们的真实原因就是“4-2-1”的小家庭已经不堪重负。“社会承担不起”的，小家庭也承担不起。
1992年1月27日，邓小平视察珠海江海电子有限公司，在谈到人才和创新问题的同时，出人意料地谈到了家庭问题。他说：欧洲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没有家庭不行，家庭是个好东西。我们还要维持家庭。孔夫子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庭是社会的一个单元，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他还特别举例说明了家庭的社会功能。他说：都搞集体性质的福利会带来社会问题，比如养老问题，可以让家庭消化。欧洲搞福利社会，由国家、社会承担，现在走不通了。老人多了，人口老化，国家承担不起，社会承担不起，问题就会越来越大。全国有多少老人，都是靠一家一户养活的。
——《党的文献》2010年第6期
当下，不少明眼人可能已经发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妇女权利问题却有了严重“开倒车”的势头。在自由劳动力市场，背负着生育的包袱前行的女性，只有付出加倍的努力，才能与男性的竞争对手齐头并进。同样面临巨大竞争压力的企业，也不可能为了“性别公平”的许愿，为女工们的产假和她们缺职造成的间接损失白白买单。男女同工同酬难，女性晋升难，根源也在于此——哪怕是最浅显的经济学也会指出，倘若有利可图，难以想象企业会在乎无聊的性别偏见。
在总体经济面临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不如说上层设计者更乐意看到事情如此发展——从许多传统家庭文化的宣传中都能看出端倪——强制妇女回归家庭。当然，强制妇女回归家庭会否造成妇女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权利的倒退，不是值得他们着急解决的问题。在某些人的理想蓝图中，这些总会“随着社会发展自然解决”。放开二胎政策、提前的法定结婚年龄等，更向女性发出了明白无误的信号。随着经济体系日益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又有了上层设计的“借力”，劳动市场上男女分工程度深化——男性从事社会生产劳动，女性从事家庭生产劳动——的格局越来越明显，“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又找到了新的社会经济基础，意欲借尸还魂。“劳动妇女”的意义消解了，让位于精致无害的“女生”和“女神”了。在这样强大的对手面前，空喊什么“生男生女都一样”，不如说要是真有人打心底相信才是怪事——令人咋舌的男女出生比就是最有力的证据。社会也必定会为这个畸形的数字付出代价，劳动力供给必然因此受到极大冲击——这不正是资本主义暴露出的内部矛盾吗？
说到此，还应谈谈近几年争论不休的开放“志愿代孕”问题。有人把它包装成“不孕家庭的福音”，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怎么可能只是“志愿帮助”一小部分不孕群体这么简单昵？且不表在共和国不见光的地方有多大的地下代孕产业链，想要在“志愿代孕”中以各种名目掺入利益交换也不难。说到底，代孕技术就是把一部分女性妊娠出产的工作转移给另一部分女性完成，就好像家庭通过雇佣保姆转移家务和养育的工作。这项技术解除了前者身为女性的“义务”带来的作为劳动者的劣势，不过代价却是使后者的女性身体像一架机器一样“全力开动”，加深了女性群体内部的分工和阶级分化（甚至是在现有“女性”这个词语所指的群体中，重新规定了“女性”概念与其反面）。
对于资产阶级女性来说，她们解除了后顾之忧，可以更安心地投入社会生产，不过无产阶级女性却更容易沦为靠出租子宫为生的底层。细化分工无疑将带来劳动力再生产率的短期增长——这才是某些设计者的真实意图。至于这种短期的增长会不会带来长期的倒退，例如沦为生育工具的那部分女性会不会再也没有资格参与其它类型的社会生产，这似乎也不是一个需要担心的问题。有的资产阶级女性担心，人贩子又有了一个抓走她们的动机，不过这纯粹是杞人忧天——有的是过着她们难以想象的贫困生活的姐妹愿意接下这份活计。
到头来，就算生育的皮球在女人间踢来踢去，最终作为全体的女性还是势必受到来自社会家庭制度的压迫——她们必须生产抚育下一代的劳动力。我无意攻击自愿结合给人提供情感慰藉等等好处的一面，但是以“自愿结合”为掩护的异性恋专偶制家庭，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生育养老的工具，实际上已经成为了资本主义制度压迫的最小单位。《共产党宣言》中早就写过：“无产者的一切家庭联系越是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他们的子女越是由于这种发展而被变成单纯的商品和劳动工具，资产阶级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的亲密关系的空话就越是令人作呕。”无独有偶，泉镜花先生也在1895年所著散文《爱与婚姻》中点明：“与其说我们向新郎新妇贺喜，不如说我们是在向他们为了社会做出的牺牲表达谢意。”
诚然，也有许多男性承担着家庭的繁重劳务，但是这个事实只会使他们的利益与妇女的解放一致，而不该成为拥护异性恋专偶制家庭制度的借口。妇女解放运动从来不是要斗倒个别的男人，她们要斗倒的是不公平的制度，要将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不是让渡给全知全能的裁决者。只有当养育的职责能够由全社会共同承担时，女性和男性的劳动者获得完全的解放才是有可能的。
这样的条件何时才能满足，是我穷尽拙思也无法断定的问题。在节日的欢快气氛散去后，无论是赞同或异议，但愿诸君能来一同思考我等的前途命运。再并祝愿各位女性读者节日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