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 | 《暗柜认识论》节译：公理一 「人和人是不同的」

节译自
《暗柜认识论》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Eve Kosofsky Sedgwick

翻译 | 王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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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 Kosofsky Sedgwick 被誉为「酷儿理论女皇」。在其最为著名的《暗柜认识论》(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中，她提出性和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认知背后都是一定社会关系，并进一步指出同性恋/异性恋的二元对立是矛盾和不稳定的。在这本书的简介部分，Sedgwick 提出了七条理解性和性别议题的公理。近三十年后，这七条公理仍具有相当的价值。

选译的第一条公理是「人与人是不同的」(People ar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在两三页的篇幅里，Sedgwick 主要论述了以下几点：

1. 当今对「差异」的理解仍然是狭隘和有限的，当代很多流行的思潮仅处理那些宏大的差异（种族、国籍、性别、阶级、殖民/被殖民或性取向），而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细微的差异；
2. 人与人之间存在广泛的差异，并且这个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不存在任何一种共同的类别，因此所有的分类行为都是在忽略和抹杀个体的差异；
3. 我们应当尊重个体对自我的感受和理解，对每一个体的自陈（self-report）给予充分的信任；
4. 任何身份和有关身份的知识都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因而相较于弄清某种分类和命名方法的含义，探寻其如何起效，受什么关系影响又创造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为谁的利益服务等更重要。

这样一篇短文对当下中国同志与同志运动的意义就在于，它让我们意识到性少数群体内部也存在有广泛和细微的差异。性少数这一集合名词前也可以有各式各样的定语。或许我们当下最紧迫的任务已不再是性少数群体对大多数人的抗争，而是每一个独特的个体和剩下所有人的抗争。总而言之，我们应当更细致地思考（thinking in detail）性少数群体，或者更进一步，细致地思考少数群体，甚至是个体。

人与人是不同的。我们几乎没有令人满意的理论工具来应对与处理这个不言自明的事实。这一窘迫现实的确令人震惊。当今的批评和政治思考中，我们惯于用一些特定的坐标轴来给人分类：性别、种族、阶级、国籍和性取向，这些几乎就是全部我们能用的区别了。然而它们却是难以想象地粗糙。尽管这些坐标轴，连同那些建构并不断重现它们的机制一道，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它们也确实掩盖了全部，或者至少是部分，其他形式的相似与差异。我们的兄弟姐妹、好友、同学、父母、子女、爱人、前任，我们的家人、爱人、敌人，都证明即使有人和我们在上述坐标中共享相似的位置，他们仍然可能和我们完全不一样。更别提我们在工作、娱乐与政治参与过程中结成的各式奇特关系。这些人不仅只和我们不同，他们之间也存在差异，甚至看起来像是完全不同的物种。

我猜测每一个人都已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很可能每个最终生存下来的个体都有足够丰富的、零散的临时分类法（nonce taxonomy）[1]。 他们用这些分类来理解和规划人类社会中的机遇、危险与刺激。或许正是那些曾经被压迫与统治的人们最需要认识到这种分类法的存在。我认为那些珍贵却被贬低的流言蜚语的艺术（arts of gossip）[2]（在久远的欧洲历史里，这种艺术总是和仆人、女人气的男同性恋和所有女人紧紧联系在一起）与其说是和传递必要消息有关，不如说是和精练某种必要的技艺有关。这种技艺就是创造、检验并运用一些临时和非理性假设的能力，关于生活中遇到的人都是何种类型的假设。普鲁斯特和亨利 • 詹姆斯的写作就是明证，他们的作品就是典型的临时分类法作品——建立、废除、重建和再消解那些成百上千的、或新或旧的类型想象。然而正是这些无所不包的类型想象构建了我们的世界。

译注

[1]

零散的临时分类法（nonce taxonomy）是这一篇短文的一个核心概念，是相对于第一段中那些宏大的分类坐标轴而言。人与人之间有太多细微的超越那些宏大分来的差别，因而我们总是会用一些零散和临时的分类来应对这些细微的差别。简单来讲 Sedgwick 想说人不仅仅只是不同性别、种族、性取向等「大类」的简单排列组合。即便所谓同性恋群体内部也有极其丰富的多样性。

[2]

流言蜚语的艺术（arts of gossip）是 Sedgwick 为了说明临时分类法的普遍性而举出的一个例子。流言蜚语指的是在私密的语境下传播的关于他人的叙述，关于他人是什么样的人的叙述。这种叙述试图解读和分析所涉及的个体。流言蜚语也往往是在更细微的层面回答他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而不仅仅是他人是什么国籍、性别和阶级等。流言蜚语同时也可被视作一种口头文学，或者很多文学在一定层面上都是流言蜚语。据作者注，详细可参看 Parricia Meyer Spacks 的 Gossip 一书。

我不假定所有的同志男女都擅长于流言蜚语体现的那种临时分类法。但是，忽略和贬低这种分类法正损害我们作为少数群体的独特的需求。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例如，AIDS 肆虐的那些年里，我们中的有些人一直承受着「失去」的压力。而这些持续的、突出的压力，或许使人们有更加迫切的需要，去认识压迫的存在。他们时时刻刻都有可能面临所爱之人离去的现实。而他们却不得不屈服于一些臆想出的浅薄化认识，或者屈服于某些多愁善感的人细致的要求——逝者对花束的偏好须得考虑周全。

《平常心》（The Normal Heart）剧照。

电影讲述了80年代纽约的同性恋群体患有艾滋病后，开始与命运抗争的故事。

更戏剧化的是战后所有理论或政治上吸引人的思潮最终都不断阻止人们细致地思考（thinking in detail）：在多重又易变的尺度上，人与人是如何相似与相异的。尽管这些理论都声称自己意在使人们就「差异」这一主题想得更周全。的确，这些思潮展示了人们如何与他们自己不同，从这一点来看，它们并不多余。或者说，人如何不能完全准确地认识自己。解构，这一基于延异的科学，太过迷恋差异的概念，同时也太过忽略差异可能的表现 [3]。以至于当人们想要思考具体的差异时，最后一个寻求帮助的对象才是贯彻「解构」最彻底的那个人。同样的情况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那里似乎仍然成立。

精神分析似乎有近乎占星术般繁多且相互重叠的分类法。这些分类法有关人的成长阶段、再现机制、不同层次的意识。借此，在讨论不同的人与人之间到底如何不同时，精神分析学家保证自己能引入某种合宜的丰富性。然而在穿过无数惯有的知识边界的轨迹后，精神分析却只是沦为一门过于精炼的元理论学科。它只研究那些简洁的可操作的实体——如母亲、父亲、前俄狄浦斯情结、俄狄浦斯情结、大小他者。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其他介入的批评思潮，以更被人熟悉的方式持续深化对一些重要的差异标准的理解。但或许这些深化是有代价的——更短暂或更地区化的另类团体的形成不再可能。这些理论展现了太多不同的解构个体的的方法，以至于我们现在相当容易将普鲁斯特理解为当下分类法的消解专家。但是对于普鲁斯特也依靠的那种分类的冲动和力量，那种日渐活跃的和练达的技术，没有任何的理论思考可依靠。我们不可或缺的反人本主义 话语于是有了亏空 [4] 。显然一个本可能是充满着深刻和复杂差异的强大场域被割让出去了——最好的情况是割让给人本主义的宽容或者压抑地琐碎化承认，最坏则是反动的镇压。

石墙运动，性少数平权的标志性事件。

图中标语写着「石墙即是反击，粉碎同志压迫」

译注

[3]

延异，解构主义的核心概念。延异的一个重要理解是语言永远无法真正的表达它想表达的意义。语言唯一能做的就是呈现一串相关但有差异的意义，在这一串能指链中意义才延缓地被感知。Sedgwick 想要说明的是，解构主义太注重推翻「A是A」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这至少有两个负面影响：第一是后文 Sedgwick 强调的，人们对自陈不再信任；第二是解构主义无法回答差异到底是怎样表现的这一问题。

[4]

Sedgwick 此处用的反人本主义的核心和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后期的反人本主义的分析应该是同一个含义，主要是认为人和人的身份是被社会建构出来的，是社会的产物。而 Sedgwick 之所以认为这样的话语是不可或缺的，正是因为她承 Foucault 的观点，认为性的背后是复杂的社会权力关系，而不简简单单是人的一种单纯的特性或者欲望。

和其他很多事一道，这实际上是在说：存在一系列我们知道或者我们应该知道的关于彼此的事情。就我看来，我们目前几乎没有为自己创造任何理论空间来处理这些知识。

在性这一独特的领域，我假设我们中的大多数都知道下述每一条事实。这些事实可以区分开粗糙地「相同」的人（这些事实就是细致地思考的结果或者路径，是对那些宏大粗糙分类方式的抗争——译注）：拥有相同的性别、种族、国籍、阶级和性取向。但是这些区分标准中的每一个，如果真的被严肃地仅当成纯粹的差异的话，都将可能扰乱许多和性有关的思考。

• 即便是同样的生殖行为（genital acts）对不同人而言都有不同的意义。

• 性在部分人看来不过是日常生活中零散的生殖行为；但有些人却会把性当成一个松散地包裹着它或几乎漂浮于自身外的整体。

• 性特质（sexuality）构成了人们对自己身份认知的很大一部分，同时也构成了人们对他人身份认知的一小部分。

• 一些人会花很多时间来思考性，而一些人则几乎不会去想。

• 一些人喜欢享受大量的性生活，而一些人则需求很少甚至于没有。

• 很多人会从他们没有参与的性行为中获得心灵和情感上的快感，他们甚至都不想付诸实践。

• 有些人认为将性置一个语境中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个语境充满意义、叙述及与生活各方面的紧密联系；有些人觉得不这样才是重要的；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甚至从未想过还可以这样考虑性。

• 一些人对于某种性对象、性行为、性角色、性空间和性场景的偏好的形成太久远和持久，以致只能作为天生的产物来体验；另一些人的偏好形成则看起来相当晚，或者是偶然和后天自决而形成的。

• 一些人认为不好的性特质十分有害，因此他们的整个生活都致力避免这类性特质；另一些人的情况则不是这样。

• 对一些人，性提供了一个自我的深度发现和认知的超刺激（cognitive hyperstimulation）所必须的空间。对另一些人，性提供的必须空间则有关常态化习惯的延续和认知的间断（cognitive hiatus）。[5]

• 一些人的性取向和他们自体性欲及其快感与历史有密切的关系，有些时候甚至比性取向和异已性欲对象选择之间的关系更密切。但另一些人的自体性欲则是次要或脆弱的，如果自体性欲对他们而言真的存在的话。

• 一些人（包括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等）将他们的性特质深植于一个性别差异及其意义所组成的矩阵中。另一些同样有着多样性特质的人们则不这么做。

2018年夏天巴黎的 LGBT 骄傲游行

译注

[5]

这一条和认知相关的差异较难理解。事实上这里的认知（cognitive）和书名中的认识论（epistemology）有明显和重要的联系。Sedgwick 对 Foucault 的解读有助于理解这一段话。在《暗柜认识论》的开篇，Sedgwick 写到：「福柯宣言：『现代的西方文化将所谓的性（sexuality）和我们最重要的个体身份、真相和知识联系起来』」。Sedgwick 对此的回应和认同就是质疑我们为什么以及如何认为我们自己对他人的欲望了解得如此之多；为什么我们认为对他人欲望的了解告诉了我们他者作为人是怎样的；以及这种「了解他人」的欲望和我们对自身欲望的理解和忽视有什么关系。Sedgwick 和 Foucault 都试图将焦点从揭示他人性特质真相转移至审视关于性的专业知识和日常思考是如何产生的、它们是如何传播的以及这种传播到底是在为谁的利益服务。那么他们两人的这一关切事实上就是一个认知的关切。这一关切不注重性的内容，更关注人们对性的看法。这一条差异简单来讲就是说，有些人通过性来更深刻的认识自己，形成对自己的全新理解。对他们来说，性是认知过程的一部分。有些人则觉得性只不过是自己以往认知所导致的一个行为上的结果，认知不会在性和性有关的行为中更新。

上述关于个体差异的列表可以很轻易地续写下去。这些标准可以在纵向上区分个体人生中的不同阶段，也可以在横向上将个人的总体性区别于他者；很多标准也包含了可以从一个人「传染」到另一个人身上的差异。但我认为这些事实并没有减少前述差异标明界线的能力与权威性。因为前述种种差异是在不同位置和不同的尺度上标明界限的。上述清单的影响和作用似乎极度依赖于对个体的自我感知（self-perception）、自我认识（self-knowledge）和自陈（self-report）的信任。尤其在当下，似乎任何事情都众所周知地抗拒常识和内省的控制：如果人们的性欲望，对所有事的欲望，即使是暂时地被认为对他们自己是完全透明的（to be transparent to themselves）[6]，那么整个令人震惊的、变质的西方情欲传统（我将精神分析也包括在内）将会在何处？然而相较于内化上述清单所必须的果敢和勇气，我更震惊于忽略它所必须的那份自以为是。当今仍有一种重大到令人恐惧的占领和夺取：基于某种理论框架而去毫无疑问地、必然地剥夺一个人描述与命名自己性欲望的权利。这种剥夺可能代表一种最个人和最私密的暴力形式，尤其当性特质在目前这个世纪已经被打造成了一个表现身份和认知的事物。它同时也是充满着潜力的一种行为——在日常建制中削弱个体力量的潜力。当然，这最终是恐同压迫的当代史中最核心的部分。

宗教人士的反同抗议

更安全的选择似乎是给予任何人有关性差异的自陈能想象到的尽可能多的信任。衡量一个人的可信度只在下述情况必要：为了展现更不被规训的自陈，这些自陈因而也更冒险，也有着更高昂的代价。遵循这样的准则就是在充满冲突的性定义的地图上保护性地圈起大量地域。但并不是大片的不可知论的地域，而是潜在的多元主义的地域。

举例说，很多自我认同为同性恋的人将性的对象选择（object-choice）中的性别偏好（或者同性恋身份的其他形式的偏好）的形成，归为生命中最不可改变和最久远的部分。但我不认为有任何理由支持将这种看法置于下述看法之上或之下：另一些自我认同为同性恋的人们认为，对象选择的偏好形成相当晚或甚至是可由个体自决的。这两种理解都应该被尊重。在如此恐同的一个文化下，任何人自我认同为同性恋都是一个危险的决定。因此，这些决定都至少应被视为自我的权威描述。基于一些修辞的或政治的基础，在特定的时刻从清晰的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essentialist and constructivist）或者少数化与普泛化（minoritizing and universalizing）的同性恋身份论述之中选择一方是有道理的。[7]

但是，以同样程度的确定我们能说——也存在另一些修辞的或政治的基础持续性地支持这两种解释的合法性。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关键的理由使我们必须尊重每一个体的自陈。因为要使这样的研究切中肯綮地进行下去就一定要以如下方式构造其问题：尽最大可能使得每一个人感觉其自陈的差异是合法的；给每一个体施加尽可能小的将爱欲理想化或精神化的压力。我不断地去问特定的分类法是如何起效的；它们在建立怎样的规则；它们又在创造何种关系，而不是它们本质上意味着什么。这是我切入这些问题的首要策略。

译注

[6]

对自己完全透明的欲望和近现代以来的西方情欲传统是相冲突的，以精神分析为代表的人文学科相信情欲（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欲望）潜藏于人的潜意识或无意识之内，因而人们无法真正准确全面地认识自己的欲望。在这样的理解下，情欲自然就是对人「不透明的」，仿佛被迷雾覆盖。所以作者会说在当下很多事情都「拒绝常识和内省」的控制，因为这些东西都存在于无意识之中，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东西，常识和内省因而失效。但是，倘若我们向 Sedgwick 呼唤的那样，信任自我感知和自陈的准确度，那么就必须认定人能够把握自己的欲望，欲望对自己是「完全透明」的。

[7]

这里是 Sedgwick 关于同性恋身份的一个重要论述的概括表达。本质主义/少数化和建构主义/普泛化是 Sedgwick 概括的有关同性恋的争论中的一个重要对立。通俗的表达就是前两句话中所提到的两种不应该区分上下的看法，简而言之就是同性恋作为一种性取向到底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少数化」观点坚持同性恋仅为少部分人群的关切，与之相对应的是「同性恋天生」的观点和同性恋身份政治：既然同性恋是天生的且无法改变的，整个社会应该允许同性恋的存在和尊重他Í们的生存权利。「普泛化」观点认为同性恋是多数人的事情。因为性取向是多元化的，并且是由历史和社会等各种原因构建出来的。Sedgwick 自己是支持后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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