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的社会起源
在之前的几节中，我们尝试叙述了基于性别表达和性取向的暴力的运作方式。从现在起，我们要试着去追溯这些暴力的社会起源：那些现代化的、精细的规训手段，在历史上是怎样出现并占据主导地位的？对这些规训手段的反制，与其本身又是如何纠缠着演进的？这背后的权力关系是怎么变化的？
让我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个经典论断开始[1]：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中央编译局第一版，p. 52.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分析视角，而这个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在自我持存层面的生产关系中占据权力关系上位者（即统治阶级），也会倾向于在其它的权力关系中占据上位：调配各种资源的权力、对象征秩序进行解释的权力（话语权）、调用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权力，等等。当然，这个「权力上位者/统治阶级」未必一定是某个/某几个具体的、肉身的人（例如资本家或高级官僚），而还有可能是凌驾于任何个别人之上的东西——例如，按照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论述的逻辑来支配下属机构的资本。
尤为重要的两点是：统治阶级主导着物质层面的暴力的运作，即主导着镇压性国家机器的运作，倾向于使得镇压性的国家机器向着维系其支配地位的方向倾斜；统治阶级同样主导着「精神生产」——即对象征秩序/意识形态体系的生产——向着维系其支配地位的方向倾斜，而这就意味着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运作中占据支配地位，也意味着意识形态体系倾向于再生产统治阶级占据支配地位的那种社会秩序。我们说，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不过如果还记得意识形态/象征秩序是指一种超越于个别主体的结构，那么就不应将其与个别隶属于统治阶级的人的「个人思想」相混淆。它是社会的秩序，是所有人的无意识底色，而不是个人的想法。
在我们的现实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是资产阶级（bourgeoisie）——对生产资料享有支配权的、人格化了的资本，为了资本积累而进行实践的主体[2]；以及现代官僚（modern bureaucracy）——专职于保证资产阶级的支配权、保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再生产的那些机构（国家机器）的人格化。社会中最基本的生产关系，是对生产资料享有支配权的资产阶级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以完成资本——在生产、交换和流通中进行积累的价值——的扩大再生产。资本积累的逻辑凌驾于具体的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之上。国家机器的作用，是通过提供公共服务，保持这样一个社会的平稳运行，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保卫资产阶级的支配权，使得这个逻辑可以持续不断地维持下去。
[2]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写道：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由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着力批判的不是个别统治阶级人物的道德沦丧，而是那些基本的、不论出于何种主观动机均难以违拗的、造成人与人相互施加暴力的社会关系。
请读者不要以为我们会站在道德高地上谴责「万恶的资本主义」。在梳理性少数群体身份生成的历史过程时，我们的基本结论是：性少数群体身份的生成是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发展的结果，而在近现代历史上，这几乎都是由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推进的。有必要叙述与性相关的那些话语、那些权力关系在资本主义崛起的过程中如何演进。
按照约翰·达米利[3]的经典论文《资本主义与同性恋认同》（*Capitalism and Gay Identity*）的论述，至少在19世纪的美国，作为一种身份的同性恋认同，是伴随着私人资本主义对家庭式小生产的瓦解而产生的[4]：
到了19世纪时，整个家族性生产制度逐渐没落。在东北一带，当商业资本家透过各地货品生产来进行贸易、积累资本时，雇佣劳动也开始变的更为普遍。成群的男、女由原本殖民时期自给自足式的家族经济中给抽离出来，变成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自由劳工。女性在结婚后就很少外出工作；对男性，外出工作赚钱反成了常事。…… 资本主义在打破家族自主性经济、把性活动与生殖活动分开的同时，它也开创出一些社会条件，而使得一些男/女性可以有机会来发展以自己同性恋爱为中心的个人生活。它促发当今男/女同性恋者在都市中心各种小圈子的形成，而且更造成当今打着性认同旗帜的政治活动。 ……只有当个人靠雇佣工作而能自立更生，而非作为一个自主性经济的家庭的成员时，对同性的爱欲才能与个人身份认同联结起立。这种认同由两方面的条件促成：一个人能脱离异性恋式的家庭关系；以及一个人以自己对同性的爱恋，而建立起自己个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到19世纪末，出现一群男/女，他/她们自认爱恋同性，自认他/她们的这个特质「与众不同」，而且不断地在寻找同类的人。
[3] 约翰·达米利（John D’Emilio），美国性别研究学者，现任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历史、女性与性别研究荣誉教授。致力于研究美国的性经验史。其代表作《性政治，性社群》（Sexual Politics, Sexual Communities）是关于美国同性恋解放运动史的经典论著，获得了1984年的石墙图书奖（Stonewall Book Award）。 [4] 约翰·达米利，《资本主义与同性恋认同》，舒诗伟译，载《岛屿边缘》第六期与第七期。可参考Purple于2016年7月28日发出的推送。
我们在之前的章节中已经多次提到人类性行为方式的多元性。然而，依靠性行为的方式来界定个人身份的那种意识形态（如第三节所讲的，不论是「异性恋」的主体还是「非异性恋」的主体都需要它来形成认同），却是在相当晚近的年代才出现的，它伴随着市民社会的生成——个人走出家庭式小生产、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劳动者[5]。我们有必要区分作为「偏好同性性行为者」的「同性恋」和那些通过这种意识形态而形成认同的「同性恋」主体。如达米利所说，只有解脱了家庭式小生产束缚的个人才可能依据其性欲的模式来建立个人身份认同。他接下来概括道[6]：
[5] 这个大而化之的概括在不同的地域要作不同的理解。西欧的资本主义崛起于完整的、暴力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推翻的是封建制度。美国的资本主义未经历过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它瓦解的是殖民时期的家庭式小生产。不论是在西欧还是美国，市民社会的出现都伴随着资产阶级获得独立的政治权力的进程。至于在新中国，市民社会的兴起是伴随着改革而出现的——资产阶级诞生自中国共产党放松对经济权力的控制的进程，改革逐步瓦解的是过去的国有体制/集体所有制。即便在改革后，中国资产阶级也从未获得过独立的政治权力。因此，这三个地域的「市民社会」是有所区别的。为了行文方便，我们用「市民社会兴起」来一并概括所有这些历史进程。关于新中国的性少数身份生成的进程的概述，可见魏伟的《公开：当代成都「同志」空间的形成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2012），第一章与第二章。 [6] 约翰·达米利，《资本主义与同性恋认同》，舒诗伟译，载《岛屿边缘》第六期与第七期。
总结起来，私人资本主义的崛起伴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而这为性行为模式的开放奠定了基础，伴随其诞生的、占据了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鼓励独立、自主和进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性少数身份认同得以出现的前提。然而事情不只有这好的一面。意识形态场域也从来都充满着涉及到话语的权力关系博弈，关于性身份认同的意识形态也不例外。达米利写道[7]：
资本主义的崛起将性从前-市民社会的社会关系（家庭式小生产/封建制度/国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中「解放」了出来，却又套上了另一重枷锁。在达米利的论述里，这表现为医学对性的研究和管控。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而是有更深层次的背景的。无疑，通过暴力来对性进行镇压、管控是一直都存在的现象，但不同的时代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暴力手段，对这些暴力运作进行表述的意识形态也有着不同的逻辑。在《性经验史》中，福柯概括说，近代以前的西欧关于性的规范「都是以夫妻关系为中心的」，而且[8]
在这种情况之下，法律执行机关并不会细致地区分各种悖轨行为，同性性行为并没有被当作一种与通奸、强奸、乱伦乃至夫妻之间「无益或不正当的爱抚」不同的行为。
[7] 同上文。 [8] 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余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pp. 27-28.
但在接下来的时代里，「自然」和「法律」就出现了分裂[9]：
福柯接下来总结了四种不同于简单禁止的权力运作方式，而其中涉及到悖轨的，正是一种体现出工具理性的、蕴含着科学的萌芽的「整合与说明」。「性倒错者」不止是法律惩罚的对象，还是一种需要被仔细地研究、小心地分类、严密地追踪个人生活史的对象，而研究、分类和追踪个人生活史针对的也不止是「性倒错者」——「性倒错」仅仅只需要研究、分类和追踪的诸多性经验的一种。针对这种性科学，福柯写道[10]：
作为结果，我们可以观察到两个明显的现象：针对性倒错的规训与惩罚在十九世纪以来经历了爆炸式的增长；性倒错本身被纳入了医学的范畴。在Greenberg和Bystryn的论文《资本主义、官僚制与男同性恋》[11]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相关的实证依据。在十八世纪之前的欧洲和美国，「反鸡奸条例的执行总是断断续续的，且在实践中往往不像法律条文本身看上去的那么严厉」，而且「这一时期的通俗文学也没有表现出对同性恋的恐惧」；然而正如二位作者所说，资本主义的崛起尽管使得各种性少数身份认同得以出现，却并没有让社会产生对于性少数们产生更大的容忍[12]：
[9] 同上书，pp. 28-29. [10] 同上书，pp. 52. [11] Greenberg D., Bystryn M., Capitalism, Bureaucracy and Male Homosexuality. Contemporary Crises, 8 (1984) 33-56. 中译本可参见微信公众号「红棉浪潮」于2019年2月8-9日发出的推送。 [12] 同上文。
欧洲的情况大抵相似，而「同性恋医学化」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从这时起，性被放在了聚光灯之下，接受一种日益精密且集中的权力机制的渗透。具有工具理性特征的、科学化的性规训并非偶然现象，它与马克斯·韦伯[13]所说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是一致的。当然，这不是指那种不顾一切追逐利益的精神，而是指一种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而计算各种手段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并努力作出最优选择的精神。「同性恋医学化」和这种日益精密的管理，都同针对人的性经验的工具理性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近代以来对反规范的性实践的各种暴力——肉体暴力和象征暴力——常常显现出这一工具理性的逻辑底色：
男女性别分工在这里不再展现为某种律法或者诫命，而是展现为了完成人的再生产所必须的「自然状态」，维护它便是工具理性所必须达到的那个目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下，异性恋矩阵成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当然，工具理性并不追问那些稳固的男女性别分工是否是人类再生产的唯一一种劳动组织形式，并不追问它希望源源不断输送劳动力的生产方式是否会因为社会矛盾爆发而走向崩溃——一言以蔽之，它并不关心这个目的本身是否合理。它所关心的仅仅是一件事：根据一个给定的价值尺度，通过付出最小的代价来达到这一目的。在工具理性精明冷静的表象之下实际上隐藏着深深的盲目。
福柯并不打算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论述这种现象的社会起源，然而实际上对此可以作出一个清晰的解释：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及，使得现代资本主义精神这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成为了中介个人社会生活的生产的意识形态底色。针对市民社会的中坚力量——小资产阶级，Greenberg和Bystryn写道[14]：
[13]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重要的德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对现代经济与社会的组织架构、政治权力等作出了开创性的研究。代表作包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宗教社会学》等等。与卡尔·马克思、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一道被视为社会学的三位奠基人。 [14] 同上文。
Greenberg和Bystryn接下来总结说：小资产阶级高度自律的道德观念使得他们相对容易地接受「性倒错行为」的生物学化和医学化的解释，因为这使得他们有了一种足够合乎工具理性的、得以约束行为的话语体系。这种逻辑的结果，便是将「非生产性」的性实践同反自然状态联系起来，从而为各种针对性少数的物质暴力和象征暴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科学的」、系统化的合法性论述。
这种意识形态在物质层面的具象化是什么呢？我们正好可以用上一节援引的福柯的文字来简单地总结一下：
在历史上第一次 而国家将对性的管理纳入了
「一个社会认为它的未来和命运不仅仅与公民的人数和德行有关，也不仅仅与公民之间的婚姻规则和家庭的组织有关，而且与每位公民调用性的方式有关……通过人口，政治经济学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对性的观察结果，并开始了在生物学和经济学的范围内分析性行为及其影响」，
「一整套各种话语、各种知识、各种分析和各种命令的网络」。
在Greenberg和Bystryn那里，这种管理性实践的网络被归结到韦伯所提出的理性官僚制。当然，类似的国家机关组织模式不一定只能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中，但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运转与理性官僚制的确是紧密结合的：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依赖于社会化的大生产，这就需要某一支强力将各个生产部门协调组织起来；而且，生产的组织计划必须为资本积累而服务。最重要的一点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基于资本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占有，从而使得劳动者与资本的对抗成为常态；为了维系这种矛盾的常态，就需要系统化的暴力机关来将劳动者限制在这种社会关系之内。韦伯对现代国家的定义[15]——合法垄断的暴力——正是对这种现象的概括描述。由此，适宜执行协调、计算和成本评估的理性官僚制很容易在众多备选的组织方案中脱颖而出。与之相匹配的那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通过诸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家庭、学校、司法、传媒等等——持续不断地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输送男女性别分工和异性恋矩阵的语料，织成包裹每个人的思想之网。
这就是近代以来针对性少数群体的暴力的社会起源[16]：为了维系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便需要物质暴力和象征暴力向着特定的社会机关集中，从而形成了我们熟悉的现代国家，并按照符合资本积累逻辑的方式来管理其辖域之内的各种生产实践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判定性实践是否具有生产性，将那些悖轨的行为视为不利于社会再生产的，并授权物质的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对它们施加暴力。
这种暴力无疑比前现代时期要系统得多了，毕竟生产力的发展为暴力的集中和大规模调用创造了条件，而精密化、科学化的组织让它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维系社会关系的「暴力机器」。
[15] 这个定义出自《经济与社会》，但是这个表述与韦伯的原意有所出入。这里参考了皮埃尔·布尔迪厄的讲义《论国家》，在那里，布尔迪厄将现代国家定义为「合法垄断的物理暴力和象征暴力」。 [16] 这个图式对中国也大体适用。以结果来论断的话，我们应当把1949-1978年的中国社会看作是一个正在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社会。除却1966-1968年的短暂断裂之外，这个社会的生产组织逻辑完全是遵照原始积累逻辑的：抽取一切剩余价值，服务于后来将要变成资本的那些物质资料的扩大再生产。掩盖在「工农领导」的社会主义口号下的，是对农民阶级的剩余农产品和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的残酷剥削。只不过支配这一过程的并非是获得了政治权力的资产阶级（在改革之前它并不存在），而是党-官僚机器。孔诰烽（Ho-fung Hung）的书《中国为何不会统治世界》（The China Boom: Why China Will not Rule the Worl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对此作出了简练的概述，而更多、更犀利的历史细节描述可参考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的书《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People’s Republic, 中译本由杜蒲翻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作为结果，可以看出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社会对待性少数的态度的演进与西方呈现出相当的平行性。对此的概述仍旧可参考魏伟的书《公开：当代成都「同志」空间的形成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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