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 | 性、性别与性存在

Eve Kosofsky Sedgwick 被誉为「酷儿理论女皇」。在其最为著名的《暗柜认识论》(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中，她提出性和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认知背后都是一定社会关系，并进一步指出同性恋/异性恋的二元对立是矛盾和不稳定的。在这本书的简介部分，Sedgwick 提出了七条理解性和性别议题的公理。近三十年后，这七条公理仍具有相当的价值。

Sedgwick试图在本文中通过两两对举来区分三个重要的概念：性、性别和性存在。并在区分的过程中，进一步指出了女性主义理论和同志理论为代表的性少数理论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作者首先从女性主义的「性/性别制度」出发，指出性的生物性及性别的社会性特征，以及二者的混淆如何最终形成本质主义的「天然」式性别认知，并导致了对女性的系统系压迫。其次，作者展开辨析了性和性存在两个概念：性存在作为一个复杂的集合，相较于只偏重一端的生物/生殖意义上的性，横跨了天生-自然和文化-建构这两个端点。最后，Sedgwick重点分析了性存在和性别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二者确实紧密纠缠于一体；但另一方面，二者也绝不相同。女性主义对性别的分析揭示了两点：第一，性别概念本身就存有男性和异性恋霸权的意味；第二，性别这一范畴有强大的塑造性力量，很多和性别无关的二元对立也被对应到了性别对立之上，进而巩固了上述霸权。显然，性别与性存在之间不能划上等号。但性别这一模式也确实影响了当下，混淆性存在和性别这两个分析维度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将整个性存在理论窄化为对象选择的性别问题，由此导致了对不同性存在的歧视和偏见。同时将性别和性存在紧密绑定在一起无疑也会掩盖性存在同其他分析维度之间的联系。

性 (sex) 、性别 (gender) 与性存在 (sexuality)，这三个词语之间用法和理论上的区别模糊到几近无可救药。而厘清被称之为性和性别的这两个事物间的关系，是女性主义一直以来最成功也最具影响力的事业之一。她们给出了如下的理解：性意味着携带XX和XY染色体的两种智人之间存在着一些区别。这些不可缩减的、生理的区别或多或少包括（或者通常被认为包括）一些显著的二态对立：生殖器构成、毛发生长（在有体毛的人群中）、脂肪分布、激素功能以及繁殖禀赋。性——我概括为「染色体性别」(chromosomal sex) ——在这个意义上可相对而言被看作最基本的原始素材，而性别的社会建构正是在这一原材料的基础上展开的。在我们的文化体系内，性别是由社会生产或再生产出的对男女身份与行为的认识，更被详细阐述与严格且完全地一分为二，性别甚至是关于男人和女人的认识。而且男/女作为一个主要且也许是一个模范的二元对立，影响与塑造着许多其他二元对立的含义。而通常这些其他的二元系统和生物性别之间显然的联系是极少或不存在的。生物性别（根据上述定义）通常被认为是个体意义上不可更改与无所不在的，并且还有自己生物学基础。与之相比，性别的意义往往被认为是文化上可变且多变的，同时是高度关联性 (relational) 的（因为男、女都主要是通过与其对立性别之间的关系来定义的），而且性别这个概念也无法和不同性别间权力差异的历史分开来思考。女性主义对被盖尔鲁宾 (Gayle Rubin) 称之为「性/社会性别制度」 (sex/gender system) 的事物给出了如上的理解。[1]这个体系把染色体性别变成文化上的性别，同时也这样处理和要求它。女性主义者的意图即在于，尽量使人们不将各式各样的行为与身份归因到生物性别上，而是归因为社会化的性别建构上。女性主义这一认识策略正是为了在不利女性的社会和历史中获取分析和批判的话语权。她们为此不断质疑女性劣势社会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基础——基于生物学的「天然/自然」(natural) 论述。

[1]

见Gayle Rubin,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载Rayna R. Reiter编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the Wome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5) 157-210页。

芭比娃娃

美泰公司为回应女性主义者对芭比娃娃的批评，推出不同职业的芭比娃娃，并辅以口号「你想，你能」。女性主义者费尽心力区分性和性别就是为了对抗将非本质的特性本质化的现象，即反对这样的逻辑：女性做不好/做不到/应该要……（而且往往暗示如此判断有某些生物学基础），这样的表述实则意味着染色体为XX的人一律做不好/做不到/应该要……。如此一来生理性别就规定了社会行为，gender就被化约为了sex。总而言之，女性主义者不能容忍性与性别相混淆的现实，很多流行而普遍的女性特质是社会建构而非与生俱来于染色体，这是其一个重要立场。

毫无疑问，「性」 (sex) 这一语词超越了单纯的「染色体性别」的含义。一直以来它的用法经常和当下或许更适合被称作「性别」的东西相重叠。而这仅仅只是其中一个问题。

然而在染色体之外，尤其是通过肉体，性 (sex) 与繁衍、生殖活动和快感的联系正持续模糊着生物性别和社会性别的边界。当下一个强有力的观点是，性别斗争和压迫中的一个主要（甚至是最主要）的议题就是谁将掌控女性生物意义上独特的生殖禀赋？目前一些最显著的性别压迫形式和女性事实性的生育能力之间的关联，促使一些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公开或隐晦地质疑，坚持生物性别和社会性别区分的实用性。基于这些原因，女性主义内部涉及到「性/社会性别制度」的用法也仅仅只是用来标明一个充满问题的理论空间，而非系统地辨析二者。本书在介入这一空间时——男女间一整套身体和文化上的区别——更多的是使用社会性别的概念。目的是避免混淆性 (sex) 的两种用法：性作为男、女之间的区别（我选择用社会性别来指称）；以及性作为「性存在」 (sexuality)。

但性和性别并不总是容易被区分的。一方面日常生活中性既能指XX或XY染色体的分类，也能指一系列性特质和性行为，即 sexuality。另一方面，在激进女性主义理论那里，区分这二者甚至是没有必要的。在激进女性主义看来所谓的对女性的「社会」压迫根源就在于女性的子宫。因此讨论 gender 完全没有必要甚至不能够尝试分离生物意义上的性与性别。

然而女性主义勾勒的性/社会性别体系几乎不可能找到容纳当代文化称之为「性存在」 (sexuality) 也简称为「性」 (sex) 的集合。这一集合囊括了一系列男女都有的行为、期待、叙述、快感、身份构建以及知识。而它们往往都紧密围绕着生殖快感存在，但却不只被生殖快感完全定义。就其中心或起点在某些与生殖或生殖的潜力密切联系的特定的身体部位、行为和周期上这一点而言，性存在或许看起来和生物性别差不多：人作为物种繁衍所必须的行为、个体意义上趋于天生、社会意义上不可变更的以及被给定的。但是，就像弗洛伊德和福柯分析的那样，人类性存在有着独特的性特质(sexual nature)。而性特质正在于人类的性存在往往超越或潜在地区别于纯粹的生殖安排。从这个角度看，性存在或许又恰恰是以染色体为基础的生物性别的对立面。它甚至可以占据比社会性别更极端的位置——更关联性、更社会性/象征性、更被建构、更易变（见图1）。这些理解使我们注意到，一些被普遍合法地称之为性或性存在的东西是横跨关于整个经验与认知地图的。明白这一点意味着我们意识到了一个比单纯地选择某种分析范式或者指定某种语义更难解决的问题。对于一部分当代世界观或直觉来讲，更有价值的是意识到性/性存在确实有可能反映了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整个光谱——最个人到最社会、最先天决定到最偶然生成、最根植于具体的身体到充满最象征性的符号、最天生到最后天习得、最自主性到最关联性。

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认为，性绝不仅仅只是性，它与我们从婴儿时期就开始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类似地，福柯则宣言现代的西方文化将性存在和我们最重要的个体身份以及其他知识密切关联起来。这样的想法也深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几乎没有人会认为性仅仅只是生殖行为，我们总是附加其他东西于其上——例如我们习惯称其为「性爱」。

如果以上是性和性存在之间关系的正确理解的话，性存在和社会性别之间的联系则更为复杂。从事这一研究的人会认定这两者间至少总会有理论意义上的差异，即便某些性存在的某些特定的表现或特点，使男男女女都无可避免地陷入某些由性别定义、关系和不平等所构成的广泛的、制度化的以及和身体相关的大网之中。盖尔鲁宾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

本书和鲁宾一样，认为性别和性存在并不是同一个问题，尽管这两者紧密相关，因为任意一个都必须通过另一个来表述。在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化里，性别和性存在代表着两个相异的分析路径。或许我们可以将它们二者之间的差异类比为性别和阶级或者性别和种族间的差异。当然，性别和性存在的不同或许是更细微的，但却一定是有意义的。

[2]

见Rubin, “Thinking Sex,” 307-308页。

盖尔鲁宾

最具影响力的性与性别研究者之一。在Thinking Sex一文中，她展开了性和性别之间的关系。本文作者Sedgwick认同这一观点，但分析路径与她有所不同。

在这样的假设下，就像一个人意识到每一个与种族有关的议题都必须通过一个特殊的阶级立场所提供的具体性被表达出一样（反过来，每一个阶级议题也必须通过某种特定性别立场带来的具体性被表达），任意一个性别议题也必须以特定性存在所提供的具体性作为表达的基础，反之亦然。尽管如此，将这两个分析路径区分开来仍然是有意义的。

反对上述类比的人会认为，性别从定义上就被置入了性存在的内涵规定中。它们二者间这种定义上的纠缠从来就不存在于例如阶级和种族的规定之中。确实，如果没有性别概念，性存在的内涵里就不会包括同/异性恋(homo-/hetero-sexuality)概念。但是也存在一些其他层面上的性选择（例如自体或异己性欲、同龄人或忘年交、人种等）和性别并没有那么独特和显然的定义上的关联。性存在的一些维度其实并没有和性别绑定在一起，相反可能和种族或阶级的相同与不同有关联。本世纪将性存在整体的定义窄化(definitional narrowing-down)为同/异性恋的二元体系，这是一个重要和严肃的事实，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但把这一既成事实当做从理论上混淆性存在本身与性别的理由，会模糊定义窄化的现实需要解释和分析的必要性。这同样也会掩盖和其他分析路径之间的紧密联系，尤其是当它们互相交叠和包含之后。将性别和性存在之间的关联置于一个特殊的地位，最终会夸大这二者同其他分析路径（例如阶级和种族）之间的距离。

同志骄傲游行

同志骄傲游行无疑是另类性存在于当下最显眼的一种呈现。但是骄傲同时我们也需要历史化与性别相关的性存在是如何在一系列多样的性存在中取得当下「最可见」的位置，什么样的话语促使我们将这个分类视作性存在最重要甚至全部的内容？

性别(gender)这一概念同样也不可避免地包括一种有害的、倾向于异性关系(heterosocial)和异性恋主义(heterosexist)的偏见。这一偏见被深深置入所有以性别为基础的分析视角之中。因为性别定义或性别身份一定是关联性的。换言之，在任意的性别系统中，女性身份或定义始终是以男性的类比、补充或对立被建构的，反之亦然。尽管很多以性别为基础的分析确实涉及到单一性别内部的行为和关系，有时这些叙述还相当丰富，但所有的这些分析最终在定义上的诉求几乎仍然是必须确立某种可辨别的男女性别之间的界限。异性关系和异性恋由此获得了重要的概念上的特权。我们必须承认那些指涉两性界限的剩余物、标志、轨迹等无处不在，同样也内在于和决定着单一性别的体验，以及其内部的关系。即便是在单一性别最纯粹的内部，我们也无法逃离这种以性别为基础的分析框架。然而，可以预见的是当其探讨的主题离不同性别间的社会联系越来越远时，以性别为基础的叙述就不那么切中要害了。而且期待能通过一个从最初就只注重不同性别间那些粗糙差异的视角，来细致的分析同性关系显然是不现实的。[3] 发展出一个称为性存在的新的分析维度因此对同性恋或反恐同事业而言是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

[3]

相关讨论参见Katie King, “The Situation of Lesbianism as Feminism’s Magical Sign: Contests for Meaning and the US Women’s Movement, 1968-1972,”载Communication 9 (1986): 65-91页。特刊, “Feminist Critiques of Popular Culture, ” Paula A. Treichler and Ellen Wartella编, 9: 65-91页。及Teresa de Lauretis, “Sexual Indifference and Lesbian Representation, ” Theatre Journal 40 (5月1988): 155-177页。

性别作为一个分析维度和性存在（尤其是同性恋性存在）的不相容即在于，性别作为一种关联性的概念所强调的是两性的界限，且自然地赋予了异性恋关系某种天然的合法性。甚至即便在只讨论单一性别的情况下，性别这个分析维度总是不由自主地要求异性作为一个参照。

公理二的一个很自然的推论就是，同志或反恐同研究仍然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尤其是去问女性主义者经常问的那些问题，但我们并不要求在各自的对话中获得完全相同的答案。通过比较女性主义和同志理论当下的立场，后者的独特性以及相应的不足最清晰地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我们目前非常习惯于以女性主义者的身份去问的问题，并没有被我们以反恐同者的身份提出来：很多不同形式的压迫是如何系统性地互相交杂在一起的？尤其是一个人如何在特定关系中被压迫的同时，以同样的身份和立场，在另一些关系中压迫他人？例如，受过教育的女性那种低调朴素的举止，一方面表明了她们对博学男士的服从，另一方面又表明了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底层男女对她的服从。再比如，一个已婚女性冠夫姓，一方面体现了她作为女性的从属地位，但另一方面又体现了她能被推定为异性恋所带来的优势地位。再或者，任何一个种族的女性都容易受到强奸的威胁这一事实在我们国家变成了种族主义者强有力的工具，白人，包括白人女性，因此以黑人男女为代价确立了自己的特权地位。那种一个人要么是压迫者，要么是被压迫者的看法，或者如果一个人碰巧同时是二者，那这两者很大可能没有任何关联的观点，仍然是很多男同性恋研究和运动中的一个普遍认知，[4] 但在细致的女性主义思考或行动中这样的理解已经很少出现了。

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压迫都是一致和协调的确实是漫长和艰难的。但有关少数族裔女性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思考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启发就是，这些压迫是以不同方式被构造的，因此通常也是以复杂的表现形式相互交错的。[5] 这一理解自然使得比较不同维度的压迫成为了必须的任务，但绝不是为了给这些压迫排序，恰恰相反，而是因为每一种压迫都有可能指示着，它和文化结构中某一特定的关键点或许有密切联系。就二十世纪同性恋压迫所获得的特殊中心性而言，我倾向于认为是因为其和西方文化中关于知识的问题以及认识的过程这两个仍有待解决的疑惑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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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些以男同性恋为中心的研究中使用了更复杂的模型来研究不同压迫间的交错，包括Gay Left Collective编，Homosexuality: Power and Politics(London: Allison & Busby, 1980); Paul Hoch, White Hero Black Beast: Racism, Sexism, and the Mask of Masculinity (London: Pluto, 1979); Guy Hocquenghem, Homosexual Desire, Daniella Dangoor译 (London: Allison & Busby, 1978); Mario Mieli, Homosexuality and Liberation: Elements of a Gay Critique, David Fernbach译 (London: Gay Men’s Press, 1980); D. A. Miller, The Novel and the Polic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Michael Moon, “‘The Gentle Boy from the Dangerous Classes’: Pederasty, Domesticity, and Capitalism in Horatio Alger,” Representations, 第19号(夏季1987): 87-110页; Michael Moon, Disseminating Whitm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及Jeffrey Weeks, Sexuality and its Discontents: Meanings, Myths and Modern Sexualities (London: Longman, 1980)。

[5]

影响较大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研究包括Michèle Barrett, Women’s Oppression Today: Problems in Marxist Feminist Analysis (London: Verso, 1980); Zillah Eisenstein编,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及Juliet Mitchell, Women’s Estate (New York: Vintage, 1973)。关于种族、性别和性压迫之间的交错，可参见Elly Bulkin, Barbara Smith, and Minnie Bruce Pratt, Yours in Struggle: Three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Anti-Semitism and Racism (New York: Long Haul Press, 1984); Bell Hooks [Gloria Watkins], 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4); Katie King, “Audre Lorde’s Lacquered Layerings: The Lesbian Bar as a Site of Literary Production,” Cultural Studies 2, 第3号(1988): 321-342页; Audre Lorde, Sister Outsider: Essays and Speeches (Trumansburg, N.Y.: The Crossing Press, 1984); Cherríe Moraga, Loving in the War Years: Lo que nunca paso por sus labio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3); Cherríe Moraga and Gloria Anzaldua编, This Bridge Called My Back: Writings by Radical Women of Color (Watertown: Persephone, 1981; 重印New York: Kitchen Table: Women of Color Press, 1984); 及Barbara Smith编, Home Girls: A Black Feminist Anthology (New York: Kitchen Table: Women of Color Press, 1983). 关于这些交错是如何关联于女性，尤其是女同性恋者，可见Ann Snitow, Christine Stansell, and Sharon Thompson编, The Powers of Desire: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New Feminist Library, 1983); Vance, Pleasure and Danger; and de Lauretis, “Sexual Indifference.”。

柯伦泰

柯伦泰在《国际妇女节的意义》一文中指出：「对资产阶级女性而言，政治权利仅仅是她们在这个剥削工人阶级的世界里更方便开路的手段。对于女性工人而言，政治权利则是通往劳动人民理想国的坎坷之路的一小步。很久以前，工人阶级女性和资产阶级妇女参政论者就各行其道了，她们对于人生目标的追求大有不同。这就像女性工人和老板娘之间、女仆和女主人之间，有太多不一致……她们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联系。」

女性主义所提供的第二个更重要的启发是，它意识到性别分类以及由此而生的性别压迫，甚至对一些主题根本就没有被公然和明显地性别化(gendered)的想法和歧视的概念都有一种强大的塑造性力量。上文粗略勾勒的解构性的理解使我们和女性主义者一样认识到，在特定语境下的很多二元对立都在文化和历史的压力下寻找其内部隐含的男女对立的隐喻，例如文化对自然、公共对私人、灵对肉、主动对被动等等。而且，不从性别角度分析这些声称非性别化的建构，这很有可能本身就是性别政治的讨论中极具倾向性的一种策略。总之，我们应该对文本不断发出性别之问，即便在其中文化意义上处于险境的性别（女性）并没有以作者或主题的身份出现。

在过去一个世纪的西方话语里逐渐浮现的同-异性恋对立，在分析策略上似乎尤其适合女性主义理论里那些解构的部分。事实上，同-异性恋对立甚至比男-女对立更完美地适合这个解构的模板。性别和性取向之间最明显的区别似乎意味着后者能提供更恰当的解构性的事物：自出生那一刻起几乎所有人都被公开和不可更改地分配至一个或另一个性别；但是性取向就重组、模糊和双重性而言有更大潜力。因此，就性的对象选择给出一个本质主义的判断相较性别而言更难，更明显地不合理，也在文化的每个节点上更清晰地被挑战。但这一论点并不是说，本体论或认识论上，性存在这一分析维度位于性别之上，而只是强调二者潜在的区别。

虽然已经意识到需要建立一个不可化约为性别的性存在叙述的紧迫性，但我们也仍然得记住，在同性恋/反恐同理论和想象一个作为整体的更宏大的性存在理论之间，存在有一些不可避免的变形和扭曲，这两者几乎不能同延(coextensive)。这并不是因为同性恋/反恐同理论无法完全覆盖异性恋和同性恋对象选择（就像女性主义理论也无法覆盖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一样）。而是因为像上文提过的那样，性存在其实延伸于很多不同的维度，而这些维度完全无法仅用性别和对象选择的角度去描述。尽管如此，很多维度仍被压缩到了对象选择的框架下。而一旦根据所选对象的不同而分类，一些对特定行为(act)和情欲的定位(erotic localization)的偏见和歧视就开始起效了：人们过去曾经常听到被称为「异性生殖」(heterosexual genitality)的发展阶段，似乎选择异性及其生殖器官为对象自动地擦除了附着在嘴、肛门、胸部和脚等处的性欲望。而在异性恋主义密切的恐艾关注下，男同性恋群体内部的肛欲(anal-erotic)越来越突出。同样也在各种历史影响下，许多普遍的（也是女同性恋自己的）对女同性恋间性存在的理解都是去生殖化的(de-genitalization)，同时也扩展和蔓延于整个身体中。一些其他维度的性存在和对象选择完全不同（例如：人/动物、成人/儿童、单人/群体、自体/异己性欲），甚至与其无关（例如性高潮/非性高潮、商品化的/非商品化的、仅涉及身体/使用工具、私密的/公众的、冲动的/仔细规划的）。[6] 其中一些维度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有着独特的重要性，例如人/动物和自体/异己性欲。也有一些维度，例如成人/儿童对象选择，显然在今天相当重要，但并没有完全被同/异性恋二元对立收编。还有一些，包括一系列我没有提到，或者根本无法想到的，在我们的文化中作为完全不可辨别的「异类」存在着。但这些「异类」除了他们自己外几乎没有让任何人感到有异，除非我们文化里高压敏感的性存在建构将其放置在合法与非法的那一条边界之上。当下，我们毫不迟疑地将性取向(sexual orientation)理解为「所选择的性对象的性别」(gender of object-choice)，也将「性存在」理论(sexual theory)完全地压缩简化为同性恋和反恐同(gay/lesbian and antihomophobic theory)理论。我想要强调的是，这正是因为产生这些想法的历史语境不断使我们存有某些偏见。

[6]

这一列举借鉴了Rubin, “Thinking Sex”, 尤其是281-282页。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