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不再恐同恐跨恐双日」这天，DT君想聊聊在这个日子最常被提到的一个词：歧视。这个日子本身是为纪念同性恋解放运动取得的一系列成果而设立的，其中最为标志性的一项，莫过于不再将同性情欲视为一种疾病。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它标志着基于实证的科学研究（证明了「同性性唤起是一种病」这个观念站不住脚）与社会运动（揭露、反抗了许多现实存在的暴力）的力量，可以合力改变那种以「科学」之名为压迫助力的现实。
但同性情欲从《国际疾病与相关健康问题统计分类》（ICD）中除名，不代表它的影响能立即波及到医学界和日常生活。扭转治疗至今仍旧大行其道，有时还被赋予「不要西方那一套」的神圣意义。将同性性唤起、易装或非传统的性别认同视为「变态」的想法，不会简单地就地蒸发。物质化的歧视也不一定只体现为强制性的「治病」，或者对「有病」「变态」「不男不女」的人施加暴力。甚至可以说，人们面对的不止是「歧视」「恐同」，因为它们只是某些底层的东西浮上表面的征候。
什么是歧视？
在言论场域里，因为种种原因，「反歧视」已经想当然地被当成是「拳师行为」了。不过在考虑这件事之前，还是要先回答一下，究竟什么是歧视？「打拳」的人和反对打拳的人是不是无的放矢呢？
姑且抛开歧视所附带的羞辱意味。歧视（discrimination）的本意贴近「区别对待」。这为反对打拳提供了一个漂亮的解释：「只是人各有别而已，怎么想那么多？」不过如果硬要在「歧视」和「区别对待」之间画一道泾渭分明的界线，那多半要失败：即便是完全同样的「区别对待」行为，是否会造成歧视的后果也不全是由「行为本身」或行为者的初衷来决定的。一种行为的意义与后果取决于它所在的社会场域，取决于某些先在于行为者的、为行为赋予意义的象征体系[1]。
「这人是个异性恋」和「这人是个同性恋」是否只是单纯的描述性取向的句子？说话和听话的人不一定有什么复杂的动机，但显然，在我们的社会场域里，直人和性少数群体会受到截然不同的待遇。不论是日常经验还是实证研究[2]，都扎实地显示：单单是「同性恋」这个符号本身（不管它究竟是指性偏好、性取向，还是自我认同的身份），就自带负面色彩。这其实正是一种等级秩序的体现：「同性恋」比「异性恋」在统计意义下更难获得某些资源，「同性恋」在小市民文化语境中暗示着非正常的生理心理状态，甚至自动关联某些性传播疾病。处在将「同性恋」一词与负面意象联系起来的象征体系之下的人们，自然知道「同性恋」所代表的等级比「异性恋」低，「同性恋」一词指代的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公序良俗也好，道德滑坡也好，「国情原因」也好——「不应该享受平等的权利」。这种象征体系的物质根基是劳动的性别分工，基于劳动的性别分工而生的，是将女性普遍置于被支配地位的性别等级秩序，和将男女结合视为唯一可理解的结合的异性恋矩阵（heterosexual matrix） [3]。
这就是歧视的含义：在特定的社会场域、特定的象征体系之下，某些人处于等级秩序的低位，被等级秩序限定而无法享受特定的资源；这些人还不断地被提醒自己所处的低位，不断地被提醒不应该试图改变这种等级秩序。
[1]DT君在此无意辨析这些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式的术语究竟附带了哪些nuance（微妙的差别）。感兴趣的读者不妨参照布尔迪厄的《男性统治》。
[2]参见，例如，《2000-2015中国人的全性（SEXUALITY）》，潘绥铭著，（香港）1908有限公司出版，《同性之「全性」》一节的统计数据。
[3]可参考Purple的往期推送《酷儿理论六讲|第二讲·异性恋矩阵》，或直接参考盖尔·鲁宾（Gayle Rubin）的《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
「打拳」惹到了谁？
当然，等级秩序有很多种，不同的等级秩序也不一定同出一源。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劳动的性别分工造成的性别和性取向的等级秩序和压迫，应该是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阶级等级秩序和压迫更古老的等级秩序和压迫形式（当然二者在现实中是结合在一起的）[4]。对于某个人来说，身处不同的社会场域，有可能在被歧视者和歧视者之间互换。
举个例子：一个已育的城市白领女职员，既有可能面临男上司的骚扰——这是男性居于女性之上的性别歧视和明显的权力不对等，也有可能会面临「事业家庭二择一」的困境——这来自于「女性应该承担家庭责任」的劳动性别分工和为婚育女性设下障碍的隐性歧视，而这种隐性歧视的背后，是劳资纠纷中对劳方的制度性歧视（劳方在工时和休假问题上缺少议价能力），她可能在这方面没少受人事主管部门的白眼。另一方面，如果她与其他家长一道，要求孩子的学校不许招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以防「带坏风气」，那么她又在助力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制度性歧视（来自于中国的身份等级制度/劳方缺少议价能力）和文化歧视。
总的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身份体系、父权体系等社会结构造成的等级秩序——阶级、身份等级、性别与性取向的等级秩序等等——是每个人都逃不掉的。歧视是物质暴力和象征暴力的综合，迫使主体去认同等级秩序。只要有等级秩序以及基于此的利益分配不平等，就会有歧视。
如果把歧视联系到等级秩序和利益分配，那么「『打拳』惹到了谁」这个问题就很好回答了：「打拳」惹到了处在优势地位的人，让他们看到了等级秩序被拉平、利益被均分、甚至是被追究责任的可能。但若具体到舆论场域中的「打拳」现象，那么值得注意的是，真正占据了大多数资源的人——比如为添了男丁兴奋不已的「赌王」庶长孙何猷君，或暗示十四岁少女的心机远超中年男人的鲍毓明——很少真正参与「打拳」和「反打拳」。毕竟，舆论场上的天翻地覆的争吵，很少能对他们造成实质性的削弱。
「反打拳」的一方对于何猷君或鲍毓明也不一定有多少同情，比如柯洁实际上非常看不惯何猷君的高调和迂腐，但「拳师」们的行动，确实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让他们看到了威胁：对根深蒂固的性别等级秩序的某种挑战。这种挑战带着情绪，仔细地审视着他们的一言一行，试图从中找出「不自知的歧视」，用激烈的态度明示「反打拳」的人：某些言辞和行为，不论是否出于无意，在当下的社会场域之中，对于性别等级秩序的低位者——女性——都是冒犯；处在弱势地位的女性，是会用某种方式来反抗的，即便这种方式可能充满「狡猾」「心机」「报复性质」。一言以蔽之，「反打拳」的人忽然意识到，自己本以为顺理成章的想法遭到了激烈的反对，这让他们看到了被拉下马、被追责、被算计的危险。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如果「反打拳」的人因为对方的无理取闹而气愤，那么「打拳」的人也有同样的理由气愤：后者正是出于对弱势的女性或性少数群体的某种共情，才开始「打拳」的，站在弱势者的立场上，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才是无理取闹。
[4]同上。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不过，等级秩序的确有很多种，也并非每种都同出一源——换句话说，有人用一种等级秩序下歧视的方法来反抗另外的等级秩序，也是很可能的。
柯洁粗鲁地称奚梦瑶产子是「下了个蛋」，这其实倒是很直接地说出了东亚文化熏陶下的男性富豪们对于妻子的态度。《香港为什么有那么多「疯女人」》一文，正是试图解剖这种资本主义和儒家面目的父权制的结合。这种社会结构父权制的一面，是女性生育只被当作「下了个蛋」（在何猷君眼里是金蛋，在无关人柯洁的眼里则什么都不是），而资本主义的一面则无需多言。柯洁的情绪，其实也是对于其资本主义一面的不满。不过，论及柯洁的身份地位，也是名校精英、收入不菲的职业棋手，他的不满，可能是对于前清遗少式资产阶级的家事都能卖出流量的不满。
然而类似的情绪在无产阶级的身上也是完全可能出现的。比如，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的《学做工》，就记载了一群英国工人阶级出身的男孩们（lads）的小圈子文化。这种小圈子文化充满着物化女性的气息，而且把「知识」与「男子气概」对立起来，认为「知识文化」属于「女气的上等阶级」。他们用反抗校规和粗鲁地对待女孩的方式来反抗他们眼中的「上等阶级娘娘腔调子」。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阶级秩序下的低位，以及女性在任何阶级的普遍失语，让这种小圈子文化有了生长空间。这是多重等级秩序造成的歧视链条，而类似的多重等级秩序，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也可以有另外的后果。
比如，在当代中国，性少数的身份文化基本局限于居住在城市的年轻人，而对于较少接触城市前卫文化的小市民以及「流动人口」——比如许多户口在农村或非一二线城市的工人与农民——来说，LGBT可能意味着什么呢？同样是偏爱同性性行为或对同性有强烈得多的性唤起，或者同样是不认同自己出生时被指派的性别，一个人在城市前卫文化之下可以获得同性恋或跨性别者的身份（可能是通过被恐同文化羞辱的方式），并找到相应的社群文化；但在另外的阶级背景的语境之下，这可能就只被笼统地当成「怪癖人群「」不正常「」变态」，或者直接忽视。这样的歧视，可以被概括地当作是「偏远地区的封建思想」吗？甚至，对于那些认同「终究要找个异性结婚生子」的同性性行为偏爱者和跨性别者来说，这可能根本算不上歧视。「城市人」可以心安理得地把「更先进的观念」灌输进「落后的人」脑子里吗？
然而，这也不是一个「性别与性向平等和经济地位平等相互冲突」的故事。父权制的性别等级秩序和资本主义的阶级等级秩序，都会引发两个等级秩序之下低地位者无休止的反抗。受压迫的女性和性少数也好，工人阶级的每一分子也好，首先都是活生生的人，有自己的想法、认识和能动性。他们的反抗行动能否动摇等级秩序，也不取决于他们脑子里的想法在某个特定的标准看来是「先进」还是「落后」。有些更加「先进」的想法，还可能会在反抗行动高涨时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
如果「打拳」的人是「把性别当成比阶级更重要的东西」而不是「真正关心性别平等」，那么以此为理由反对「打拳」的人也没有更加「真正关心性别平等」。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对立的表象，是因为争取性别平等的斗争和反抗经济剥削的斗争暂时都处于弱势——舆论场上「女拳」声势浩大的另一面，是鲍毓明、刘强东之流总是能够得到庇护，是关于反性骚扰和LGBT群体平等权益的司法实践迟迟无法落实，是男女同工同酬总是被资本逻辑辖制，是女工的权益得不到保障，还涉及到更深层次的受教育权的不平等……这种现状完全能够激起比「四处打拳」要深刻得多的社会斗争。善于将这些争取平等的社会斗争联系起来的人，也只是在这些斗争日益激烈的条件下才涌现出来。
反对歧视归根结底是反对造成歧视的等级秩序，而靠舆论场域里的漂亮话也不一定能有效地反对等级秩序。有意将反歧视进行到底的人们，终究需要拿起比「批判的武器」更厉害的武器：实际地支持反性骚扰、反性剥削的司法实践，在LGBT群体感受到歧视的地方予以帮助和支持，实际地支持女工们争取权益的斗争，实际地支持LGBT劳动权益斗争，或者在身边的歧视问题上据理力争、要求改变，等等。「批判的武器」可以让等级秩序的上位者感觉到「被舆论暴力戕害」的危险，这种程度的危险可以让个别人不堪其扰、身败名裂，但尚不足以撼动父权制的和资本主义的等级秩序本身；要求追究N号房这样的性剥削产业链的刑事责任，或者打一打LGBT劳动权益官司，对不自知的权力上位者的震慑远胜于舆论围攻。化用马克思的话：「理论被群众掌握」的前提，是「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