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11月20日是以纪念遭受到暴力的跨性别者为目的存在的国际跨性别纪念日。
纪念本身不是目的。我始终不认为存在一种纯粹的纪念：（反复跳动的）每年因为各种原因遭受暴力而死亡的跨性别者的数字并不会因为我们不断将它呈现给世人就减少。相反，我们的纪念是一种思考。跨性别者为什么仍然处在这种境遇之下？这是跳动的数字所能给我们提供的最重要的东西。
跨性别者隐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他们不存在——任何一种资料表、档案上，在「性别」一栏上出现的，不是「男」，就是「女」。如果非要说他们存在的话，他们也许只存在于这样的话语中：「不男不女」、「娘炮」、「女汉子」、「女装大佬」等等。这些话语很轻易的掩盖了二元性别本身所包含的矛盾，并建构出来了二元性别的霸权。当我们习惯性的给人贴上「男性」或「女性」的标签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实践二元性别意识形态了。
这种通过人的生理性别（即是否具有菲勒斯）去对人进行性别上的二元式的认定无不体现着本质主义意识形态的暴力。这种本质主义意识形态的阴影贯穿于整个对十九世纪的思想家的解读当中：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效应被解读为一种性欲本质的「规律」，一种对菲勒斯的「主体」本质的、经验的「描绘」；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被视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资本主义将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自然消亡」的决定论。如同这种意识形态询唤出期望资本主义的剥削自然消亡的工人主体并「消解」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一般，将菲勒斯置于性欲或人类活动的核心并掩盖菲勒斯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及其与家庭剥削之间的联系同样「消解」了菲勒斯话语所带来的矛盾与对立。作为维持一种对立关系的机制，我们难道能想象出一种比意识形态的想象更加暴力的存在吗？
这种意识形态的暴力始终植根于物质世界的结构当中。掩盖、「消解」矛盾的需要，始终源于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存在。作为生产关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家庭制度，构建了这种矛盾。家庭制度在其原始的、初级的状态下，即农业社会小规模的生产之中，就是一种支配的关系：生理的男性支配着生理的女性服务于家庭生产的劳动力的再生产（即生育）的可能。（而「生理的」这一概念也是源自想象——与其字面暗示的天然永恒性质截然相反，对「生理特征」的阐释即已暗含了对生育分工的需求。）矛盾植根于这种支配关系当中，而为了「消解」这一矛盾，我们看到了「妇者，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礼记·郊特性》）这样的话语对生理女性身份的建构。生理女性受到这一意识形态的询唤，她们的身份便由此被「母、妻、妇、媳」所定义。生理女性被转化为社会女性了。
这一身份建构随后在资本关系下被资本自然化了。作为能够源源不断再生产利润的货币，资本维系自身存在的条件是劳动力源源不断的商品化，因为除非资本本身进入一种社会关系，否则不可能产生利润。因此，要维系资本自身的存在，劳动力的所有者必须不断繁衍，以源源不断地创造资本和劳动力的所有者相遇的机会。在这种结构当中，生理女性，或工人生理女性，作为生育这一不断维持资本自身的存在，或再生产的结构性实践的载体，仍然处在支配之下。因而，关于女性的话语和身份建构得以延续：「女性回归家庭」，当然还有我们身边的国学热，无一不属于这一话语。
矛盾不会随着这种掩盖、「消解」而消失。掩盖、「消解」的存在始终是矛盾的一部分，它们的存在构建了矛盾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的复杂的社会结构，但「消解」、掩盖始终可以不断被再生产，直到一种对现存矛盾秩序的根本性、主体性的否定存在。因此，二元性别并不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自我消失。我们纪念这些暴力，只是服务于一种可能——一种非本质的、主体性的对于由矛盾和意识形态所构成的复杂的社会结构的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