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系作者在《妇女研究论丛》2020年第六期上发表的文章《关注亲密伴侣间的权力：胁迫控制研究述评》的缩写版。

2019年12月12日，「南方周末」公众号报道了北大女生包丽因受男友长期虐待而自杀的新闻，瞬间引爆网络舆论。万千网友关注着包丽的生命安危，但不幸的是她最终还是告别了人世。

人们普遍对包丽的遭遇倍感同情，对其男友的行径倍感愤怒，但有关讨论要么停留在对受害者和施暴者精神状况与人格特质的分析，试图呈现一个完美受害者和残暴施害者的形象，要么止步于对精神暴力和PUA（pick-up-artist）技巧的猎奇性关注，没有深入思考暴力产生的原因。

然而，此类分析并未触及包丽与男友关系中最为关键的权力要素：包丽所遭遇的不仅是来自男友的精神暴力，更是男友对她的长期系统性支配；包丽所受到的伤害也远非心理创伤，更是失去了把控个人生活的自由；包丽的遭遇也绝非个案，而是所有亲密关系都可能出现的建立于性别不平等之上的权力与控制。

有关该事件的常见分析虽有一定的解释力度，但未把握导致悲剧的一些关键因素。相比于这些说法，有关亲密伴侣间「胁迫控制」（coercive control）的理论与研究能帮助我们更为全面地理解包丽事件。

什么是胁迫控制？

亲密伴侣间的胁迫控制是一种长期的、有计划性的动态行为模式，是伴侣中的一方通过多种方式建立起对另一方系统性支配的行为策略。

如果你在与伴侣的相处中察觉出了下列迹象，那么你需要注意你是否陷入了一段危险的关系之中：

• 控制你的生活：决定你的的穿着、交往对象和日常活动。获取你的电脑、手机、电子邮件账户或社交账户密码。

• 对你施加经济控制。

• 孤立：试图切断你与家人和朋友的联系，甚至阻止你上班或上学。

• 侮辱：谩骂、羞辱你，贬低你的价值，最终让你觉得你活该如此。

• 威胁和恐吓：通过身体暴力、自我伤害或公开羞辱等方式威胁你。例如，如果你试图离开他，他就会伤害自己。

• 性胁迫：当你不想发生性行为时，使用各种方法胁迫你发生性行为。

• 利用子女或家庭宠物控制你。例如以子女的监护权作为威胁。

需要注意的是，胁迫控制通常是私人化的，其触角深入受害者生活的方方面面。胁迫控制的施暴者经常利用亲密关系的特殊性，发出只有其与受害者才能理解的胁迫性信号，从而让受害者即使在远离施暴者时也能为施暴者所掌控。

此外，胁迫控制行为可能并不涉及身体暴力，后者只是建立和维持控制的手段之一。但身体暴力仍然经常与胁迫控制交织在一起。并且，暴力行为经常是随机发生且不可预测的，从而使受害者一直处于惊恐状态。

胁迫控制的危害

目前的研究结果显示，胁迫控制会对受害者造成极大的身心伤害，进而影响了受害者的自我认知、决策能力和日常生活，最终侵犯了受害者的自由。此外，父母间的胁迫控制关系还会对下一代产生影响。

首先，虽然胁迫控制不一定涉及身体暴力，但常与频繁、严重的身体暴力和性暴力联系在一起，从而给受害者带来极为严重的身体伤害，例如残疾、性传染病和妇科疾病等。并且，和其他的亲密伴侣暴力相比，伴随胁迫控制的暴力行为持续时间更长，在双方分开后仍然可能持续存在并升级，因为和伴侣的分开常被施暴者理解成对自己控制权的威胁，进而激发更残暴的暴力行径。

其次，相比于身体上的伤害，许多受害者报告说他们遭受的心理伤害比身体伤害还要痛苦。研究表明，胁迫控制造成的最常见的心理影响是恐惧和焦虑，继而引发沮丧、自尊心丧失的情况。胁迫控制受害者中患有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焦虑症、自杀未遂和其他严重心理/精神疾病（例如精神分裂症和双相情感障碍）的比例很高。

此外，社会学家很早就指出胁迫性和控制性行为会影响目标者的决策能力。多数遭受亲密关系中胁迫控制的人们长期生活在施暴者为其限定的行动范围内，失去做出独立决断的空间。他们还多与外界隔离，失去工作、朋友、家人和其他外部支持资源的帮助，从而容易丧失自我意识，生活在施暴者为其创造的世界中。

这是胁迫控制和其他暴力伤害行为的根本区别：它侵犯了受害者的人权与自由。因此，有研究者将胁迫控制比喻为「看不见的锁链」(invisible chain)，紧紧缠绕着受害者，侵犯其自由和尊严。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长期处于遭受创伤后的应激状态，受害者很可能对药物、酒精或其他物质产生依赖。也有些受害者将暴力视为一种安全和生存策略，抵抗胁迫和控制。但药物、酒精成瘾的行为和暴力反抗的举动，多会再次成为受害者的「污点」，从而被施暴者所利用，以实施进一步的胁迫控制。因此，有研究发现，女性使用暴力反而会使得她们遭受更长期、严重的控制和虐待。

最后，胁迫控制可能对儿童的社会化过程产生重要影响。并且，由于一些施暴者会以儿童作为威胁和控制伴侣的「棋子」和「工具」，很多时候儿童也是胁迫控制的直接受害者。他们也受到多种形式的胁迫控制，例如时间和活动空间遭到限制，被迫与外界隔绝或被剥夺权利或资源。已有研究显示，所有暴露于胁迫控制关系中的儿童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伤害。这些儿童的人际交往多面临障碍，普遍社交能力差、被同伴排斥，且难以与他人产生共鸣。

「胁迫控制」的提出：

对反家暴运动的反思

胁迫控制概念的提出与对其研究与认识的深入，与欧美的反家暴运动息息相关。在此之前，家庭暴力被认为是家庭内部的纠纷。但反家暴运动却让家暴现象成为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的犯罪行为。全美各地建立起了众多专业的反家暴社会服务机构，政策和法律层面也发生了许多变革。然而，在几十年的发展进程中，反家暴运动却逐渐陷入困境：

首先，反家暴运动逐渐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总体而言，暴力侵害女性行为的发生率多年来没有明显下降。各种反家暴措施发挥的作用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其次，许多批评者认为反家暴运动陷入了去政治化的困境。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备受全国瞩目的政治运动相比，反家暴运动似乎逐渐失去了政治色彩。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反家暴运动的社工服务变得过度专业化，许多机构只偏重相关技术和指标；第二，女性主义的分析和政治性行动在运动中逐渐消失，运动的关注点从性别不平等现象转移到了「单一的暴力现象」。反家暴运动的目标已经从引导广泛的社会变革变成提供社会服务，并「没有将女性主义对暴力的关切放在公共领域的前沿和中心」。

而胁迫控制理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在困局中寻求出路。

2007年，一直致力于反家暴运动的学者埃文·斯塔克（Evan Stark）发表了著作《胁迫控制：将女性禁锢于个人生活之中》（Coercive Control: The Entrapment of Women in Personal Life，以下简称《胁迫控制》），正式提出了「胁迫控制」概念和理论。作为反家暴运动的「元老」之一，斯塔克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一直参与反家暴运动的实践与学术研究。《胁迫控制》一书的写作可以被视为这位反家暴运动「老将」对反家暴运动的整体性评估。

斯塔克提出「胁迫控制」是出于对当时反家庭暴力运动停滞不前的不满。斯塔克认为，运动陷入停滞的原因是缺乏一个合适的框架以认识家庭暴力的本质。当前，对亲密伴侣中暴力问题的法律、政策和社会认知通常建立在一种「结束暴力」的认知模式之上。这种模式将亲密伴侣中的暴力等同于离散的攻击或威胁，认为被害者所遭受的伤害仅仅是身体或精神创伤。根据这种模式，法律针对的是暴力行为，干预方案寻求的是「结束暴力」，媒体报道也只强调导致严重伤害或死亡的事件。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基于这种认识的干预措施在保护女性免受暴力方面是无效的。许多受害者所遭遇的是一种支配模式，身体或精神暴力只是该模式的手段之一。

为了推进反家暴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斯塔克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模式用以认识家暴现象，即「胁迫控制」模式，认为施暴者的行为是对个体自由权的侵犯，类似绑架、虐囚等虐待罪。因此，反家暴运动不仅需要确保女性个人的安全，更需要实现更为宏大的政治目标，即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争取女性获得实质性的自由和平等。

斯塔克的研究瞄准了先前提到的反家暴运动的困境，并且给出了基于权力与自由的解决方案。斯塔克认为，反家暴运动停滞不前的关键原因是缺乏对家庭暴力实质的正确认识，而胁迫控制理论能帮助我们把握家庭暴力的本质。他的理论分析将家庭暴力的产生定位于两性权力差异，理解为对个体自由的侵害。这一认识转变对许多实践工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司法系统需要考虑如何将「看不见的枷锁」纳入惩戒的范围，调整识别家庭暴力现象的方式。比如在询问家暴受害者时不应该问：「生活中有人伤害你吗？」，而应该改为提问「生活中有人让你感到害怕吗？」或「有人控制着你说什么做什么吗？」

更为重要的是，斯塔克将反家暴运动的重点从「暴力现象」重新转回「性别不平等」，由此恢复了反家暴运动的政治色彩。他重新强调了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联系，将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受压迫者地位视为社会结构中性别不平等现象的缩影，继而重新确认了女性主义在家庭暴力运动中的位置，并将整个运动的目标定为实现女性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的实质性自由和平等。

胁迫控制的实质：

宏观不平等的微观展演

在论及胁迫控制的产生原因时，斯塔克将矛头直指性别不平等的大背景，认为胁迫控制是一种基于性别的支配模式，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套关于在当今世界中做一个男人和女人意味着什么的基本信念和价值观，即「性别意识形态」；一组实践这些信念的资源、工具、技巧和策略，即「性别技术」；以及在特定关系中按照这些信念和偏好应用这种技术的「行动计划」。

斯塔克认为，男性对女性施加的胁迫控制是旧有不平等性别秩序的延续。从传统父权制社会中的殴打妻子的现象，到从工业社会向现代企业社会过渡期间对女性的制度性歧视，胁迫控制是男性在现代社会中支配女性伴侣的新模式（strategy）。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女性从男性的个人奴仆转变为社会劳动力，让一些男性倍感不适。他们对女性伴侣施加胁迫控制的根本目的就是重新建立起女性伴侣对他们的依赖。他们对女性伴侣绝对权威的确立也得益于女性在现有社会结构中的从属地位。例如，社会性别规范仍将家庭和育儿责任视为女性的义务，为男性对家庭生活的控制权提供了合法化的说辞。这种性别不平等机制很容易被男性利用，通过限制女性在个人生活中行使自主权来彰显自身的优越性。

受到第三波女性主义浪潮的冲击，一些研究者而也开始关注除性别因素之外的其他不平等要素，仔细考察这些因素是如何相互作用，并为亲密伴侣中的一方所用，转换为对另一方的胁迫与控制。例如佩奇·斯威特（Paige L. Sweet）的研究就更为关注处于性别和其他不平等因素交叉点上的受害者经历。

斯威特主要考察了胁迫控制的一种类型——煤气灯操纵法/精神操纵法（gaslighting）。她认为，煤气灯操纵法是在权力不平等的亲密关系中进行的。施暴者通常运用受害者所面对的结构和制度不平等来操纵现实。这些结构包括：性别刻板印象，有关种族、民族和性的不平等结构，以及受害者所面对的制度性不平等（例如不公平的移民制度、警察部门和法庭、精神卫生系统）。施虐者所运用的策略通常是在女性和「非理性」之间建立联系。斯威特的研究证明了微观层次的精神操纵和虐待行为根植于宏观的不平等结构，并将自己的理论从亲密关系扩展到了更为广泛的领域。斯威特在文章中以少数族裔学生和白人导师为例，说明了后者是如何将宏观的种族、师生不平等转化为微观关系中的权力。从而，斯威特将对胁迫控制的讨论从性别不平等转向对其他不平等机制的关注。

除此之外，针对性少数群体的研究也逐渐增多，证明性少数群体中确实存在胁迫控制现象。这一结论直接冲击着性别不平等是造成胁迫控制唯一原因的说法，将更多的不平等要素引入了对胁迫控制的分析之中。

遇到「胁迫控制」

该怎么办？

如果你发现自己陷入了「胁迫控制」之中，你该怎么办呢？鉴于不同国家不尽相同的法律体制和社会文化背景，受害者在遭遇胁迫控制后，所能寻求的帮助也是不同的。

目前，英格兰、威尔士、爱尔兰，以及美国的夏威夷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已经在法律条例中将「胁迫控制」作为一项罪名单独列出。而苏格兰则进一步出台了涵盖范围更为全面的《家庭虐待法案》（苏格兰政府在《家庭虐待法案》随附的政策备忘录指出，之所以决定使用「虐待行为」一词而非「胁迫控制」，是由于定义「胁迫」和 「控制」这两个术语的复杂性）。

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受害者可以向警方求助。一般而言，受害者可以通过提供电子邮件、短信、录音、受伤或财产损失的证明、银行对账单等，向警方证明自己正在经历胁迫控制。此外，受害者的口述与日记，朋友和家人的证词也可以成为证据。警方将依法对施暴者进行警告。如果警方有足够的证据，警方还将对施暴者提起刑事诉讼。此外，法院也会发布限制令保护受害者。

除了上述地区，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已将心理暴力/虐待这一胁迫控制的常用策略之一纳入家庭暴力的司法定义中。因此，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寻求警方的帮助仍然是受害者寻求庇护的手段之一。但由于胁迫控制没有真正进入法律体系，相关法律法规并不完善，因此受害者诉诸法律体系时常面临诸多困难。许多致力于消除胁迫控制的非政府组织也在行动，为胁迫控制受害者提供服务，并积极推动法律层面的变革。例如，End Coercive Control，Coercive Control Collective，Americas Conference to End Coercive Control。

同时，自救于受害者而言更是至关重要的。许多人或许会疑惑受害者为什么不能直接离开施暴者。但结束一段关系和感情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受害者此时可能处于与家人和朋友隔绝，精神被摧垮，经济受限制，生命遭威胁的境地。Ta们或许正试图结束这段关系，但又感到恐惧与犹疑。可能在前一刻还想拼命离开，而下一刻又想坚持。Ta们甚至还会责怪自己，认为是自己做得不好才受到伴侣的辱骂。又或者因为自己痛苦的坚持而悔恨自己的软弱。如果你正在经历胁迫控制，请千万不要被困惑、内疚或自责所困，请记住你不是被虐待、胁迫和控制的原因，而唯一重要的是自己的安全。

积极与家人、朋友保持联系，制定属于自己的安全计划，寻求警方与社会组织的帮助。逃离这一段不平等的虐待关系，你值得拥有安全、健康、幸福的生活。

而对于非受害者们而言，了解胁迫控制，识别潜藏于自己身边的受害者们，向他们伸出援手，是我们能做出的最直接的贡献。此外，引入并发展适合于本土的有关社工服务，推动相关法律层面的变革，是帮助受害者和惩戒施暴者的长期努力方向。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认识到，胁迫控制不是凭空存在的暴力，而是各种宏观暴力与不平等的微观杂糅体。认识性别不平等和其他不平等现象，创建一个更为友好、平等的世界，才是消除胁迫控制的终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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