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谁先爱上他的》剧照

原文 / Tsang EY-H. A “Phoenix” rising from the ashes: China’s Tongqi, marriage fraud, and resistance. Br J Sociol. 2021;00:1–15.

翻译 / Lorne Dieterling, Aspirin

校对 / DT君

排版 / 鱼大嗷

摘要

在中国，有为数众多的女性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未出柜的男同性恋结了婚，她们在中国被称作同妻。这些女性往往是在完成了为家庭传宗接代的任务后，才发现了丈夫的秘密。在被卷入这些“婚姻欺诈”之初，她们并不知晓丈夫的性取向。由于中国的离婚法律偏向男方，即便妻子想要登记离婚，丈夫也常常能赢得孩子的监护权。然而，人们却倾向于指责这些糊里糊涂与同性恋结婚的女性，这种指责甚至会扩大到她们的家庭。她们不仅有更高的风险死于艾滋病或其它疾病，还会由于缺少人身自由或被亲人疏远而产生心理上的死亡感。本文采访了12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同妻和47位教育程度较低的同妻，将死亡政治延伸到社会性死亡的情形，揭示了她们如何抗争、克服困难。同妻与男同性恋的婚姻或许是糊涂的，但她们并不只是在等死。本项工作通过民族志方法，使用了死亡政治学中社会性死亡的概念，提供了一种途径，来理解婚姻与性别的法律如何维持这种功能失调的结合。

*由于篇幅原因，本文略去了原文的背景和理论框架部分，以下内容对应原文的5-7章，对全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查看原文。

结果

1.教育程度较高的同妻们

十二位教育程度较高的同妻大部分都表现出了愤怒或抑郁等情绪，以及远离社会的倾向。她们不愿意和他人沟通交流她们正在遭受的境遇(Tang et al. 2019)。 这些同妻大部分都从事秘书或者书记员等传统的工作。她们的丈夫很少主动向她们坦白自己的性取向，大多数都是被妻子抓包或在她们的质问下才被迫出柜。27岁的Siyuan是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她怀疑她的丈夫是同性恋，于是通过在天涯、豆瓣和知乎上面注册假男同性恋账号的方式开展了自己的调查。在她开始调查三个月后，Siyuan 上传了一张男性网照到天涯上作为她的头像。不久后，她的丈夫联系了那个账号，与之调情并请求线下见面。她在微信上面联系了她的丈夫并且出示了他与那个账号的聊天记录。她的丈夫无话可说。最终他被迫对Siyuan坦诚了他的性取向和工作。他其实并不是一个什么所谓的经理，而是一个在天津工作的MB[1] 。Siyuan说：

她的丈夫坦诚说女人令他感到恶心，他丝毫不觉得女人有性吸引力。Siyuan通过诉讼的方式和她的丈夫离了婚，但她失去了她的两个儿子的抚养权。在那之后，她与NGO 通过QQ、微信和其他社交网络来帮助其他的同妻。她在一家上市公司找到了一份市场管理的工作。虽然她的生活依然困难，但是她现在有能力控制自己的人生，并且生活得非常有尊严。

32岁的Junkang在完成了高等教育后成为了一名秘书。 在被贴上“大龄剩女”的标签一段时间后，她通过相亲认识了她的MB丈夫，燃起了结婚的希望。Junkang说，她在家里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玩电脑游戏或者看韩国肥皂剧。她说：

33岁的Helin 住在乡下，她在一家驾校里做行政工作。她抱怨说她的工作非常累人，她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找一个丈夫。最终，一个男人在网上联系了她。Helin说：

[1]

Money Boy，译者注。

[2]

结合上下文来看，此处指的应该是宅女，译者注。

2.在发现丈夫的性取向后，大多数教育程度较高的同妻们会选择离婚

诉讼离婚

在12名教育程度较高的同妻当中，9名同妻选择了诉讼或者协议离婚，另外3名选择了继续留在婚姻中。她们表示，她们唯一选择维持婚姻的理由是不想失去她们对于孩子的抚养权。在选择离婚的同妻当中，有三名选择了诉讼离婚，另外六名选择了协议离婚。选择了诉讼离婚的有34岁的ShanShan, 27岁的Siyuan,和27岁的Xie。ShanShan在2018年夏天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离婚。她说：

ShanShan说，怀着勇气去追求快乐是值得的。从习俗上来说，结了婚的夫妻有义务给家庭生出一个继承人。当她们刚开始结婚时，ShanShan的丈夫像行使责任般地与她发生性关系，一直到她怀孕为止。她记得当他得知她终于怀孕时，他的反应更多是如释重负，而不是喜悦。在那之后，他就再也不和她发生性关系了。随着孩子预产期的临近，他们不断地争吵，直到丈夫要求他们离婚为止。

对于一个因不知情而嫁给了男同性恋的女人来说，获得离婚许可也许很困难。在现行的中国司法体系下，离婚的女人在经济上会比不离婚困难许多。在ShanShan提起诉讼要求离婚的过程中，法院将她9个月大的女儿的抚养权给了她的前夫。她的女儿一个月可以和她一起呆上四天。她的前夫同意一个月支付700人民币(约114美元)的抚养费给她。ShanShan 说，这些抚养费还不到她每月开销的20%。

ShanShan说，她必须同意她前夫的这些条件，因为她丈夫家里以限制她和女儿见面来威胁她。法院也驳回了她认定丈夫出轨的诉讼请求。当今的中国法律体系并不认定两个男性可以发生通奸行为。由于她的前夫并没有和另外一个女人发生性关系，所以他被认为是清白的。她说：

Siyuan的说法与ShanShan类似。她补充说：

当我们在沈阳市中心进行谈话的时候，27岁的Xie正在申请诉讼离婚。她承认她对于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没有任何准备。她说：

Xie失去了她五岁儿子的抚养权，她一个月只能和他见上一面。但她的生活逐渐回归正常，尽管她依旧感到痛苦和孤独。她有信赖危机，并且承认她没有做好开始一段新感情的准备，因为她仍时常受到抑郁症以及噩梦的困扰。她也摆脱不了自杀的倾向。即便如此，她也认为和她丈夫离婚是正确的选择。她说：

协议离婚

在传统价值观和刻板印象的影响下，比起男人，离婚对于女人特别是母亲来说有着更加严重的后果。31岁的HuaHua是一个教育程度较高的女人，她用了两年才成功离婚。 她的故事和其他九名选择了协议离婚的同妻非常相似。离婚一直在不断地摧残她之后的人生。HuaHua说：

3.教育程度较低的同妻

本篇论文的作者与Xiaojun在她中国北方农村的公寓房里见了面。此时距离她从她丈夫身上感染了艾滋病仅仅过去了六个月。他们的婚纱照还装饰在她的客厅里。在采访的时候，她寂寞地向他们的婚纱照投去了目光。照片上Xiaojun和她的丈夫都笑容满面，簇拥着他们的是伴郎和伴娘。这张照片摄于八年前，Xiaojun说她经年的婚姻都可以用这一张照片来解释：她的丈夫当时狂热地爱上了他的伴郎。Xiaojun说：

Xiaojun和她的丈夫两人都是必须服药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他们之间的婚姻是完全无爱的。Xiaojun形容她的婚姻是“一潭死水”，她说：

31岁的Zhuoyin是另外一名感染了艾滋病的同妻。她分别在2011和2012年生下了一个女儿。当她的第二个女儿出生后，她的丈夫就不再触碰她。2017年冬天的时候，她时常感到疲倦和非常虚弱。她去找医生做了检测，并惊讶地发现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她找她的丈夫对质：她的丈夫被迫承认了他在北方做MB的事实。她感觉自己现在除了等死以外别无选择。她现在必须依赖医生所开的药和PrEP(暴露前预防)措施。从她所住的那个非常偏僻的村子到医生那里需要十二个小时。有一天她差点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她四岁的女儿找到了她。Zhuoyin说她回过了神，哭着拥抱了她的女儿。她说：

以Xiaojun和Zhuoyin为例，她们都是从她们的丈夫那里感染了艾滋病。她们选择了维持婚姻，而不是离婚。她们丈夫的性取向成为了他们之间发生性关系的最大的障碍。她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和性取向为男的男性性工作者缔结了婚姻。这件事情给她们带来的冲击导致她们至今无法开口向她们的朋友们倾诉。

其他的同妻们没有从她们的丈夫身上感染艾滋病，但是她们同样处于抑郁之中。在他们刚结婚的时候，25岁的Qiaoxian虽然感到了她丈夫对她的关怀，但是她对他们之间没有性关系这一事实感到失望。在短短的一夜当中，她的想法就有了极大的转变。她说：

27岁的Weiwei只读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她说：

4.在发现她们丈夫的性取向后，大部分教育程度较低的同妻们选择维持婚姻

接受了采访的教育程度较低的同妻之中，只有三名选择了协议离婚。她们之所以选择离婚是因为她们想要尊严，想要被尊重，想要在离婚后开启一段新的人生。34岁的MiuMiu是选择了离婚的同妻之一。她说：

其他44名教育程度较低的同妻们还是选择了维持婚姻。对于她们来说，离婚所带来的压力和羞耻是她们选择维持婚姻的主要原因。在当今中国农村，对于离婚的污名化还是非常严重。这些同妻们在两个糟糕的选择之间举步维艰，她们也越发感觉自己不幸与命运多舛。25岁的Ping只有小学四年级的学历，她说：

对于23岁的同样只有小学学历的Yinxin来说，离婚意味着她必须对她在村子里的平静简单的生活说再见。她说：

同妻：新生活和阻碍

对59位同妻的采访证实，其中很多人并不是只在等待死亡。同妻至少能用三种方式从灰烬中重生，开始新生活。一种方式是申请离婚，从而重获自尊。改变她们的社会和法律地位有助于她们在情感上变得更坚强，并且避免社会性死亡。对于那些感染艾滋病的人，第二种方法是进行治疗以保持身体健康。健康的身体有助于她们抚养孩子，并根据自己的意愿计划新的生活路线。第三种方法是向非政府组织和有类似经验的网络团体寻求帮助与支持。

1.离婚和拒绝社会性死亡

九名受过良好教育的同妻同丈夫离婚，因为她们有工作，或知道自己有在之后找到工作的能力。拥有教育经历或就业市场所需的技巧使得同妻更有可能结束这种婚姻。她们有办法雇佣离婚律师，找到或保持稳定的工作，并在财务上独立。三位教育程度较低的同妻与其丈夫提出了协议离婚。对尊严和公正的需求鼓舞着她们，让她们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许多低学历的同妻承认，出于对子女抚养权的担忧(Wang et al., 2020)，以及在经济上对丈夫的依赖(Zhu, 2018)，她们仍会选择保留婚姻。这一限制对年长的同妻尤为重要。不论教育程度如何，所有离婚的12名同妻都表示自己在法律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

离婚诉讼与安置

在中国，有80％的离婚案件是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庭外和解的。尽管法律于2001年进行了修订，但是在诉讼和和解离婚中，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仍然有利于男性及其父母(Li，2015)。对于和解离婚，女性在以下几方面处于不利地位。由于通常呆在家里，她们的社会联系较弱、社会地位较低而且权力也较低，妇女们通常不熟悉司法体系，参与的效率较低。女性——特别是来自父系农村地区的女性——处于特别不利的地位。例如，农村社群中父系传统和从夫居传统的持续稳固存在，为法律界对女性问题争议的态度和行为留下了特色印记(Li, 2015; Li & Friedman, 2016; Ren et al., 2019)。宗族是中国传统家庭制度的核心属性，因为男人掌控着手工耕种劳动和合法的祖传财产，这些财产排除了妇女的权利，加剧了性别不平等(Cheng，2016)。

对于庭内离婚，《婚姻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的准则来评估与儿童监护权、婚姻财产和家庭暴力有关的证据。中国法院只是根据父亲的经济能力，而不是母亲的劳动付出和情感依恋来授予监护权。然而，孕妇怀孕后不太可能寻求婚外恋。雪上加霜的是，对于孩子而言，他们可能会成为“拖油瓶”——这是一个用于形容跟随离婚的母亲再婚的孩子的贬义词。

法院也倾向于赞成同妻放弃索取财产，而不是寻求公平分配。法院经常判给男性家庭和财产的控制权，同妻往往最终没有住房，没有财产，得到很少的经济补偿甚至毫无所得(Li＆Friedman，2016)。

对于家庭暴力的裁定，中国的离婚法也偏向男性。如前所述，中国法律不承认发生在两个男人之间的通奸行为(Li，2015)。为了准确评估家庭暴力案件，模糊的词汇必须被精确化。例如，现行法律不承认婚内强奸的存在，更不用说定义其何时发生。它会采取三种策略压迫女性，分别是转移话题、正常化和合法化。法院会在离婚协议中收集证据时转移话题。当丈夫的身体暴力被形容为“争论”或“夫妻打架”时，这种情况就被正常化了。合法化则通过改变语境为行为辩护(Li，2015)。例如，如果强迫妻子发生关系的动机是夫妻俩要履行其延续子嗣义务，那么这种行为就可以被赦免。

2.携带艾滋病生活：治疗和药物

两名文化程度较低的同妻承认，她们被丈夫传染了艾滋病。在2004年至2017年期间，中国的艾滋病患病率急剧上升，从每10万人中0.23上升到4.2(Li，2015)。同妻是一个特别高风险的群体，因为丈夫是她们暴露和感染艾滋病的桥梁(Zheng，2015)。中国的婚姻法本质上把教育程度较低的同妻作为审查、厌恶的对象，以及可能的艾滋病传播者或破坏集体主义中国文化结构的人。受过良好教育的同妻更可能拒绝维持无爱的婚姻，她们能够从家人那里获得社会接纳。正如后文叙述所说，教育程度低的同妻会发现她们在法律上处于劣势地位，但她们决定拒绝屈服于漫长的、行尸走肉般的生活，以克服障碍。Zhuoyi(31岁)说：

Xiaojun(28岁)附和Zhuoyi，说：

尽管这两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感染艾滋病的同妻感到无助和绝望，但她们不是仅仅在等待死亡。她们积极咨询医生，并就其艾滋病寻求专业建议和治疗。家庭成员原谅了她们，并成为她们克服交往的障碍和艾滋病所带来的阴影的主要力量来源。她们的父母确实宽恕了她们，支持这些妇女克服了与艾滋病斗争的障碍，并开始了她们生活的新篇章。

在接受采访的人中，没有一个同妻只是在坐等身体的死亡。她们都试图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并寻找自己的政治、社会和公民生活。在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的帮助和干预下，她们有可能在这些死亡政治生活的空间中幸存甚至过得更好。

3.改变的努力，来自非政府组织与互联网的支持

在1,360万同妻中，有20％以上的人在情感上足够坚强，能够维持表面的异性婚姻(Li，2015；Song，2016)；她们愿意在抚养孩子的同时为丈夫的同性恋身份保守秘密。但是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同妻选择离开，拒绝接受成为同志亲属关系中不知情的一份子。对她们而言，不诚实使得寻找新的未来合理化。

34岁的Meifang说：

2017年，受过良好教育的同妻Siyuan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PC)，并在其间提议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据Siyuan说，在3,000名左右的代表中，只有30名代表支持她，这不足以使这一提案进入讨论程序。此后，她多次尝试将这一讨论带到全国人大顾问机构。刚开始的时候，与会代表直截了当地告诉她同性婚姻本身就是错的。一名政府官员说时机未到，并且其他问题相较这一问题更加紧迫。Siyuan和其他人悲观却坚定，因为形婚[3]在同性恋社群中十分常见，它巩固了异性恋霸权的传统。同妻需要找到一种方法以鼓励公众和政府采取行动，路径之一或许是将她们的情况与公共卫生联系起来。

总而言之，大多数教育程度较低的同妻认为她们没有办法摆脱自己虚假的婚姻。有限的就业技能使得这些女性面临着巨大的身心挑战。为了增加财务上的独立性，她们的选择仅限于血汗工厂、初级零售，甚至还会陷入非法性交易。 Shi (2019)和Gao (2017)的报告指出，由于中国农民工没有所在城市的户口，他们遭受了严重的社会区隔。在户籍制度下(Kong，2016)，他们无权享受医疗福利或保险。这导致一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同妻向非政府组织，如同妻互援工作室和小德兰Little Teresa寻求职业和法律咨询建议。其他人加入了QQ论坛、微博和微信群，尽管处于困境之中，但仍展现出他们的抗争和能动性。

Xiaojun说：

Zhuoyin也同意了Xiaojun所说，她说：

[3]

此处的形婚既指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之间的婚姻，也指男同性恋和直女的婚姻，译者注。

结论

（摘译）

单方面地强调这些同妻们所面临的苦难，正体现出将同性恋视为威胁中国价值观的社会/文化政策的稳固性。这些欺诈性的婚姻必须要得到取缔，因为它们只是简单地逃避了问题，带来的伤害远远大于好处。若要根本解决同妻的问题，就必须要男同性恋们不会仅仅为了延续血脉就和异性恋女性结婚。中国社会当前污名化和疏远同性恋的状况必须要加以改变。人们应当明白，所有公民都可以为了消除偏见而联结起来。如果将注意力放在解决问题而不是指责当事人上，那么政策变动、文化改变以及咨询策略或许都能提供解决方案。